一部投资不到200万港币的香港新导演处女长片，能吸引曾志伟、金燕玲、余文乐零片酬加盟，并连连获奖，与它所关注的那一抹社会现实休戚相关。导演黄进在一次采访中曾经提到，自己之所以选择用“一念无明”这个从佛教中来的词作为片名，是希望以此呈现片中人物之间的状态：“他们都是爱对方的，他们都不是外人，但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因为无法看清自己，看清他人，看清人生，最终在不停地互相伤害，他们是‘无明’的，看不清楚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很多人在讨论这部电影的时候关注点都放在了躁郁症，但我看到，心理疾病也许只是一个切入点，“一念无明”在片中是一个情感关系中的隐喻，导演真正想讨论的，是人该如何与自己最亲的人或与自己相处。余文乐饰演的阿东，人设是一个躁郁症患者。影片开始在精神病院，那个从他们的生活中无故消失了的父亲（曾志伟饰），突然出现并接他出院回家。于是，阿东和父亲一起住进了那间囚笼般的屋子里。片中，曾志伟撩开窗上晾着的内衣，说“这个房子不错，从这里能看到街景”，充分显现出群租屋生活的窘迫和生活在此的底层人的困境，并为之后的剧情反转埋下伏笔。阿东，这个曾经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多年前独自承受着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的重担，最终因为无法忍受的压力任由母亲死去，被判过失杀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当他重新进入社会，却发现自己早已是这个世界的敌人和弃儿。在片中，阿东和周遭人物的设定形成了一个对照。他被判为病人，而周遭的人都是正常人，但事实上那些正常人看着比他更像病人。

　　常年逃避妻子的父亲，永远嫌弃老公的母亲，远走他乡的弟弟，和他相比，谁更像病人呢？阿东的未婚妻，一个看似坚强又实际的女人，人生的梦想就是结婚、生子、供楼，但最终却因为阿东突如其来的变故被卷入了大笔的债务和近乎崩溃之中。最后，她遁入宗教寻求解脱，然而，电影在这里宕开一笔，就在阿东与她重逢再次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时，她声泪俱下，在一次与众教友的分享会上讲起了曾经的过往，以及心头永远不可能放下的原谅。正是这一次混杂宽恕与怨念的分享，再次击垮了阿东的心理防线，把他推向失控的边缘。还有那个阿东曾经的同事和朋友，每天生活在裁员的压力之下，终于有一天从写字楼一跃而下。他和他和她，曾经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但谁又能说他们不是一个又一个的病人？父母之间互相伤害，儿子与父母互相伤害，阿东与未婚妻互相伤害……谁能说这些发生在亲人间的伤害不是一种无明？这些原本应当是最亲近的关系，最后却成了他人即是地狱。

　　另一种“一念无明”的隐喻是关于比至亲更远一些的人。他们是阿东的邻居，妈妈带着儿子在这间逼仄的房子里生活，儿子没有内地户口，妈妈没有香港身份，母亲对未来的希冀和对当下的焦虑全部变成对孩子的压力，这个笃信中医的女人整天都给儿子头上扎一根针，这根针朝向天空分外刺眼，是她挣扎在底层却不断要求儿子拼命向上的写照。还有那些友人婚礼上窃窃私语的来宾、超市中忙着拍视频的路人、互联网上人肉搜索的看客……他们带着各自的妄见和成见，他们丧失了对人最基本的关切，这种“观看”，又构成了影片中的另一重无明，带来的同样是彼此伤害。

　　电影里，所有的人都在逃避着什么，生活是追在身后的“怪兽”。他们的逃跑有不同的方式。父亲的出走和兄弟的出国是一种逃离；未婚妻在胸前一次次划着十字是一种逃离；好心人告诫老爸把儿子送回精神病院，同样也是一种逃离，逃避这个看似不安全的人会毁了他们各自的安稳。阿东从精神病院出来，他想找一份工作，“像别人一样挤地铁挤公车都没问题啊！”他在电话里喊，但无济于事，因为他的身份标签是病人，闪亮的职业履历，抵不上消失那一年的空白。即便事实上似乎恰巧相反，但人们都更愿意相信“疯子”这一标签。他紧握的希望，让他在濒临崩溃时，在超市大口吞下巧克力，分泌那一点点可怜的血清素可以让自己不至于彻底崩塌，但这又一次成了他精神病复发的证据，围观的人们用手机无情地拍他，拍下视频传到网上再“人肉”他议论他……

　　年轻的导演黄进及这一代香港电影人，似乎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一种讲故事的能力：通过小人物的人生际遇，来投射出对整个社会急速发展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强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