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完我的《儿童戏剧文学丛书》散文卷（第八卷），如释重负。

　　我一生有不少机遇，遇到了不少伟人、贵人、好心人，一路善意地指引我、帮扶我、促进我，使我能不断前进。

　　第一个机遇，是我童年的好友徐向群，是他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4年的一天，我到自家茶楼附近的舢板厂新桥的警察岗亭去送茶水时，听警察说：日本宪兵今天送来一个共产党嫌疑犯，是高中女学生，名叫“欧阳惠英”，他的哥哥好像叫“江山”。我当时一惊，我认识江山，他和仲夏一起演过戏。于是，我赶紧将消息告诉了仲夏。

　　后来仲夏告诉我，他们知道消息后，想尽办法最终救出了女孩。因为这件事，我和仲夏交情更深了，他知道我在上海电影话剧专校学习过，也喜欢演戏。于是他常邀我和他们一起到学校、下工厂演出活报剧、朗诵诗歌，宣传抗日。

　　1949年，上海形势紧张，军警特务横行，在白色恐怖下，上街游行示威被迫减少了。

　　一天，仲夏对我说，中国少年剧团演出童话剧《胡子与小骆驼》遇到了问题，演骆驼的演员病了，他希望我能顶替他演出，并要求我写份自传，介绍一下自己的履历。我当时很激动，向他提出了要求入党的申请，他立即点头表示赞成。提交申请没几天，他和上级党王鼎成同志一起主持了我的入党宣誓仪式。在仲夏同志的引领下，我走上了革命大道……

　　此后，我由剧作家包蕾同志联系，指导我继续从事儿童创作，从事敌后斗争。

　　1948年，为迎接上海解放集结进步力量，剧团团结了各地来访的儿童剧艺术家，成立了“上海儿童戏剧联谊会”。而我也在当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反映流浪儿苦难生活的三幕儿童剧《小霸王》，在上海少年村及淮海中学公演了。

　　1949年上海解放了，党组织分配我到团工委少年儿童部工作。

　　第二个机遇是，1946年见到了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

　　她在上海筹建儿童剧团时，讲了建立儿童剧团的宏观理念，说： “希望中国有个专门为儿童演戏的剧团，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通过戏剧培养下一代，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象力，是最有教育意义的事……”

　　我听了宋庆龄主席的建团理念后对她肃然起敬。我惊愕的是，她竟把难童、流浪儿尊称为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是何等的大义，何等的胸怀。

　　1947年，在上海最豪华的“兰心”大剧院演出，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的名义演出了反映流浪儿童苦难生活的儿童剧《小主人》与《表》。

　　因为我当了剧场的义务工，和大小观众一起看戏，清楚地观察到了观众的反应，每次演员谢幕，台上都跪着一排破衣烂衫的“小叫花子”，当他们向观众伸出双手呼喊着“救救孩子吧”时谁不流泪呢？只听见观众席上一片“唏嘘”的哭泣声。宋庆龄主席真的是站得高，看得远……啊！我怎能不把“最有教育意义的事”作为一生理想大业的追求呢？

　　真是天赐良机，1949年上海解放后，党组织又把我分配到中福会宋庆龄主席创建的儿童剧团工作。三年后，宋主席发下调令，又把我调到《儿童时代》任副社长，从此我开始为孩子编辑出版“培育下一代”的刊物了。

　　第三个机遇是结识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我接受了他新的教育理念，终生受益。

　　1946年国民党统治上海，加紧防范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为了把真理传给上海孩子，地下党创办了以革命文艺宣传进步思想来教育孩子的《新少年报》，与反动宣传作对抗，这也是我们进步学生拥护的报纸。我在中国新专读书的时候经常去活动。一次去少年报帮助开展“小先生”识字活动时，正碰到陶行知先生来了解《新少年报》小通讯员们开展的“小先生”活动情况。当时，我虽念上了“新专”，可还是想上正规大学，我天真地想，要是教育家能介绍我，是不是没有文凭也能进大学，我冒失地去找陶先生咨询。他住在现在的妇女用品商店楼上，正在吃饭，面前只有一碟萝卜干。我向他深深鞠了个躬，并报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开口问：“有什么事啊？”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想上大学，可是没有高中文凭，怎么办？陶先生一边吃，一边说，想上学好哇！你会写字吗？我说我当然会写啊！陶先生说，你来巧了，我正在办“社会大学”呢，他放下筷子，在一张纸条上边写边说，你照我写的开学的日子，到恒丰路桥附近的大任小学，找一位叫毛振民的老师。 

　　“大任小学”就在我和同学开办的“文林书店”的附近。开学那天，我很顺利地进入了“社会大学”，这是由全国著名的进步教授执教的，他们宣传民主思想，讲“中国近代史”，讲“五四运动”，分析“中国何处去”……他们讲得浅显易懂，像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样好懂，要比那些公立大学实在得多，他们的课，他们讲的形势与理论能联系实际，好像我开车跑在大路上，他们给了我方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