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当信息变成垃圾》一文(见4月7日本版)，写到垃圾信息的源头之一——某家信息公司时，想到一个问题:这家公司掌握了那么多的个人信息，单靠员工一个一个地收买、盗取，行吗?谁有“批发”的“实力”?大型的商店、房产公司、保险公司和各类企事业人力资源部门等都有可能，或许还有……

　　这“……”里面，当初我想到的是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后来之所以没有把“……”填充掉，是没有证据。

　　2012年4月26日《新京报》:“4月20日，公安部部署20个省市区公安机关展开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案统一收网行动。4天内，北京、河北等全国20个省市区公安机关全线出击，一举摧毁了一批犯罪网络，抓获1700余个犯罪嫌疑人……”另据该报称，“此次专案行动查获的源头中，有公务员，也有政府部门协助人员，还有公司职员。涉及到的部门和公司，既有工商局，也有民政等部门。公司职员中，有各大电信运营商的职工，还有来自银行、民航、保险等行业的员工……”相关人士披露，干这种侵害个人信息的活儿，有人一两年就开上了奔驰;甚至出现了“最高交易6万1条”的惊人收益。

　　暴利面前，铤而走险的人数自然暴涨，何况，这里的“险”，在此次公安部门的专项打击之前，还是个“零风险”。

　　收网行动固然大快人心，同时，在“源头”和“嫌犯”里都有公务员身影的消息，又让人深感不安。因为公务员或政府部门协助人员都是经过职业训练的，他们接触到的信息，其权威性、准确性、深层性、私秘性等都不容置疑地处在被倒卖的所有信息的“高端”。

　　从实际情况看，公务员或政府部门协助人员涉嫌倒卖个人信息毕竟是极少数，但有

　　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几乎所有涉案者(包括公务员等)都少有负罪感。比如，在本次收网行动中被抓捕的保定市工商局档案室工作人员刘某(在其电脑中，有大量的公司注册信息，并明确标出了出售价格)就声称，他所出售的信息属于可以公开查询的。作为专业人员，刘某竟然不懂，刑法修正案(七)第253条就是针对他的，倒卖股东身份证号码等行为，涉嫌侵害个人信息，已经违法。

　　尽管对于这条法律，有关专家批评说“处罚偏软”，以致犯罪分子竟称“出来后还想吃这碗饭”(见2012年4月29日《文汇报》转新华社电)，但它毕竟还算成文的“法律”。问题是，很多情况下，信息被泄露、接到骚扰电话等，如果没有发生现实的危害结果，警方很难介入;再者，基本没有被害人报案的情况出现。换句话说，在我国，很多人既不知道有相关法律的存在，也不太在乎自己的个人信息被侵害，或者说对此无可奈何。

　　在西方，个人医疗记录、学生学习成绩等等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信息都是隐私，有关人员是不能将其公布的。如果隐私被人侵犯，公民有权诉诸法律。对此，我们总是津津乐道。可是这种“侵犯”弄到自己头上，有多少人作出了强烈反应?或者面对可能对别人造成“侵犯”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感觉是在犯罪?这说明很多人的公民意识、法律意识是淡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自己坐大了那些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

　　的确，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以便给予侵害个人信息的罪犯以精准打击，但更重要的是，生活在法制社会里的公民，需要切切实实地增强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意识，并以此为武器来扫除那种无处不在的骚扰。

　　这是权利，也是义务。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这里，这个“轻”，是轻慢，是轻估，是轻视我们应有权利和义务的“轻”。有时它来自于别人，有时则来自于我们自己——这才是真正不能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