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管是我那朋友，还是王世襄先生，之所以不愿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别人，一定遇到过借书不还的不快之事。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行为，虽然不是故意的。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正值“文革”，同学借给我一本陈残云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当时这本书是被定为“大毒草”的。我因看书心切，把书带到了学校，上课时放在课桌板里偷看，结果被女老师当堂没收。没想到，这位女老师非常“坚持原则”，要将“大毒草”上缴上去，对我的苦苦哀求无动于衷，顾自走出校门回家去了，我跟在她后面，直到灼热的太阳底下烊开的柏油马路粘住了我的塑料鞋。由于我借书不还，同学就此与我断绝了友谊。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我从此借人家的书总是小心翼翼，并按时归还。

　　不过，我自己倒也是频频遭遇别人借书不还的。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一位校领导见我把《人的现代化》看得津津有味，于是提出向我借书。可是，过了一阵，我发现他没有归还的意思，但我拉不下面子去索还。又过了很长时间，我实在忍不住了，便要求他将书还给我。岂料，他说他不记得曾经向我借过什么书，还说我一定是记错了。我一下子有口无言。许多年后，我从旧书店里淘得这本书，让它重新回到了我的藏书队列中。

　　无独有偶，还有一次，那时我正在一家报社当实习记者，对那位叱咤风云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崇尚备至，她写的纪实文学《人》中文版出版后，我立即买来阅读，读后还跟报社的一位女记者大谈特谈读后感。她当即向我借书，尽管我爱不释手，但还是借给了她，我真希望她也能向法拉奇学习点什么。把书借出后，我时时盼望着她能早点归还我，可一点不见动静，强忍了一个多月后，我终于开口向她索书了。没有想到，她竟然说她从来不向别人借书，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事到如此，我只能自认倒霉。可我一点放不下那本书，我觉得它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我只能再去买一本，可是已经买不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逼无奈地又一次做了件借书不还的事情。我在上海市杨浦区图书馆借出了《人》，随即以遗失为名，在按书价数倍罚款之后，将这本馆藏书占为己有。不过，我为此一直感到很内疚。现在，我很愿意将此书奉还给图书馆，以了却一桩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