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母亲节，我事先不知，关门闭窗写作也被户外超高分贝音响惊扰，原来社区又在搞活动。居家社区的公园，本是提供静憩的，现在却时兴搞活动。人们在台下使劲怂恿孩子，要他们竭力高喊“妈妈我爱你——”也是有奖比赛，谁喊得最高最长谁就获奖了，抱得一些粗制滥造但看上去光鲜的流行玩具。

　　现在活动特别多，一年四季，社区很难有几天安静，没有节日也会制造节日，实在无节日可制造，就制造主题，比如“把爱喊出来”之类。一概是狂呼滥叫“我爱你”，一概是震耳欲聋。随后的六一儿童节，台上果然又挤满父母，亢奋地高喊“贝比我爱你——”类似情形要人不发笑不可能，要人不发愁更不可能：直接联想是并不遥远的前一个社会时段“文化大革命”。那也是活动特别多，喊声特别大。不同的只是，彼时高喊革命，此时高喊爱；彼时动力是政治，此时动力是经济；彼时是闹革命，此时是闹时尚：我们多么健忘！

　　“革命”大约是可以被喊出来的，爱却肯定不成。首先，爱是私人情感，有多少个人，就会有多少种爱。再者，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是由民族文化决定的。我们的文化更多蕴藉，更多含蓄，也更为具体。千百年来，我们更习惯用行为表达爱意。女孩子爱父母，是会“早早起，出闺房，烧茶汤，敬双亲”。儿子爱父亲，是可以一声不吭去卖身葬父。父母爱子女，是无条件地舍得一切，俗话是“水往下流”，文言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情人之爱，是眼里有，心里有，口里没有。夫妻之爱，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爱国家，也很具体，是“文死谏，武死战”。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就是这样，好比三月杨柳发新枝，自然又悄悄，不用说不用喊，惟用心领神会。爱的细微与无限，心有灵犀一点通，惊天地而泣鬼神。把“I love you”挂在嘴边，那是他族文化，咱们模仿着大呼小叫，怎么都是东施效颦。尽管我们口里把爱喊得声嘶力竭，转身脸就挂下，照样啃老，照样要车要房才嫁，有孕有育才娶，照样把自己的孩子给别人带，或送进各种培优班，我们自己照样搓麻，照样“销品”，照样去干所谓事业。我们越来越随意地高喊爱，爱越来越变成表演与作秀，变成随波逐流的时髦字眼，变成空荡荡的无效感情。去年底，在英国，伦敦的英国博物馆，当我注意到一楼大厅出售的中文介绍册，当即愣了：译名还是“大英博物馆”。“大英”这个译名，大约是我们孱弱的历史造成的，但是到了今天，为何还在沿用？！汉语的“大”字，是有至尊意义有等级差别的，我们怎能自轻自贱？！尤其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就更应该自觉持守国家无论大小民族无论肤色都一律平等的国际原则。人家博物馆名称，大门口刻得清清楚楚： British Museum，就是“不列颠博物馆”或“英国博物馆”，根本不是什么“大英博物馆”，为啥我们反而要这么叫？返国以后，我即写了文章，还特意发表在最重要的人民日报。然而，时至今日，全国所有报刊媒体以及民间口语，依然一口一个“大英”。就连这么一个极其不恰当的译名，我们都一直一直一直无动于衷，不能做出具体的质疑或修正，我们还一天到晚高喊什么爱呢？现在我们还能够真实有效地爱自己吗？我怀疑，并倍感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