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很多人叫他“洋博士”

　　我的冀爸爸是山西汾阳人，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冀贡泉是清朝秀才，后来考取官费留日，名列第一，也是个热血青年，同情爱国学生运动。后来在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代律师。

　　我的祖父在山西法政学校执教时是四大家族财富居首的孔祥熙的老师，他们同是山西人，又都是学贯中西、有经济政治头脑的人物。我的冀爸爸长时间受孔祥熙器重，是孔祥熙的财政部门的高级顾问和私人秘书，这为后来冀爸爸打入国民党的财政高级部门，为争取到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财政资源的支持，为在国内战争时给共产党解放区获取大量经济上的补充打通了一条大路。据说孔祥熙也曾几次怀疑我爸爸的真实身份，一次半夜突然把他叫去孔家问他：“有人告密说你是共产党，是不是真的？”我爸虽是半夜时分来见孔祥熙，仍穿着整齐的西装（解放后他反倒很少穿西装），有留美的学者风度，头发中分到两旁，整洁又有点儿绅士味道，用纯正的英语加上他那浑厚的略带沙哑的嗓音从容地回答孔祥熙的怀疑：“你看我像共产党吗？”孔犹豫地摇了摇头。我爸接受了中央的直接指示，一直留在孔祥熙的身边工作。

　　这里我想插入一个意外的但很重要的小插曲：我的第一本书《漂——中国吉普赛女人》，由于出版社更换领导的原因，并没怎么发行这本书，我本人也在国外。但出奇的是一次我回北京在音院少年班老班聚会时，意外地收到一封用毛笔竖着写的信，一看就知道是老一辈人的写信方法。原来我这本《漂》不知怎么居然流传到我生父冀朝鼎生前的两个秘书廖训振先生和方扬春先生的手里，而他们的一封信居然又辗转从我的老班同学肖君成那里转到了我手上。我惊讶不已立刻打电话约了这两位已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连同我的美国《洛杉矶时报》驻中国记者的大女儿青青一起在“花家怡园”吃饭。这顿饭吃得真是时间倒流，今昔混淆，大家不停地回忆和感叹，为了更多地了解我冀爸爸的故事，我又去找图书重新学习中国历史甚至一些世界史。我也学习了一下廖训振和方扬春同志在冀爸爸一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文章，方知那时我的冀爸爸已深入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层，做了中英美三方组成的“平淮基金委员会”秘书长，这是由那时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的总裁孔祥熙推荐的，其实此重要基金会的日常工作都是由我爸主持的，后来孔祥熙又任命我爸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并与他一起赴美，在美国财政部商谈了美军在华费用以及美国向中国运送黄金问题。后来，孔祥熙在重庆邀集金融界巨头们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学会”，我爸是秘书长，又是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等，直接深入到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命脉中心。

　　我可以想象我爸那时每日在敌方操持重职工作的艰难和复杂，特别是在国民党已经发动内战的严峻时刻，共产党并没有强大的地位和特别雄厚的经济实力。那时周恩来给我爸写了一封信：“吉兄（指周恩来）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寄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吾辈既有志，更宜具远大眼光。”这封信给冀爸爸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因为冀爸爸做的是极保密的高层地下工作，所以具体的线索和情节无从找起，但是我可以从历史中了解到曾经掌握了中国最大财政权力的孔祥熙和他极会靠精明手段自己理财的太太宋霭龄，那个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女人。我的冀爸爸懂得掌握经济命脉对革命的实现、对中国的建设和民生的安稳的至关重要性，所以虽然他这么靠近孔祥熙，但却是向着相反的方向艰苦努力地工作着。孔家把从美国给当时蒋政府的大笔美元弄到自己的门户和银行换成金条，由冀朝鼎再把装有金条的皮箱交由我的黄处长爸爸带到共产党那边。当然我的不问政治的黄爸爸并不清楚他带的皮箱里是什么东西！我的冀爸爸是留学的博士，回国后又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官邸出入，还常常要飞到大洋东边、海的南边或是跨过亚欧大陆，因此很多人叫他“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