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开始接触到《收获》，那时候正读初中，文化大革命。假期去北京，偌大一个四合院，只有祖父，大伯母，大嫂，还有个五六岁的小侄女。其他的人都下乡了，或者知青或者干校。我照例到处找书看，除了胡乱看书还能干什么呢。其实要说看书，南京家里的书更多，先是被造反派没收了，后来又退还，父亲不让看，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偷看。

　　北京的家里不会拦着我看书，在电视机下面柜子里，我发现了一大叠《收获》。为什么如获至宝，现在也想不明白，反正到手便乱翻。印象最深的是长篇《迎春花》，中篇《辛俊地》，长诗《丁佑君》。为什么记住这几篇，也说不清楚，只记得当时喜欢，因为喜欢，看了就能记住。

　　很快我的注意力都被外国小说吸引了，美国作家法国作家俄国作家，有太多更好的作品可以看。事实上，以后的十多年，《收获》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年轻人总是容易狂妄，到八十年代初，我开始学习写小说，所谓写，也就是凑凑文学的热闹。我对当时的中国文学作品基本不看，虽然开始写作，却一点也没想过真会当作家。读本科读研究生，看了很多书，也写了不少小说，对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直稀里糊涂。

　　我自以为是地向很多省级刊物投稿，或许父亲在《雨花》编辑部的关系，或许写的大都是短篇，差不多所有省级文学刊物都投过稿，也都退过稿。《收获》太厚重了，我以为它只发中篇和长篇。渐渐地，退稿习以为常，1985年8月，写完《五月的黄昏》，这已是我的第三个中篇，还有一部长篇手稿，还有十多个短篇，都发表不了。

　　《五月的黄昏》在一家刊物压了整整一年，因为没很快退回，一直觉得有可能发表出来。我注意着报纸上的广告目录，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经历了一连串的退稿，文学信心大打折扣，我再也不是那个狂妄无知的文学青年，受周围人影响，对当代文坛不再陌生，对《收获》在当代文坛上的显赫地位也有所了解，因此《钟山》杂志的编辑沈乔生拔刀相助，帮忙将《五月的黄昏》推荐给肖元敏时，我几乎不敢抱任何希望。

　　没想到很快有了回应，没想到这中篇完稿将近两年之际，会在《收获》上发表。我无法描述当时的激动，这真是太意外。我的好运气开始了，从此成为《收获》的作者，成为它庞大阵容中一名成员。记得有次记者采访，问起与《收获》的关系，我竟然一时语塞，从何说起呢，有太多的话可以说，有太多的感激想表达。

　　首先要感谢责任编辑肖元敏，当然还要感谢主编李小林。过去这么多年，《收获》是我发表作品最多的刊物，它是我的福地，是我生命中的贵刊。《收获》总会让我有种家一样的亲切，过分套近乎或许不妥，说肖元敏和李小林对我非常关照，说程永新是自己的好哥们，说认识和熟悉很多编辑部同仁，绝对不是虚言。很显然，每个作家心目中都会有一两个非常重要的刊物，对我来说很简单，《收获》就是。

　　《收获》不仅让我走向成功，更重要的是让人在迷惘时，在需要给力的时候，重拾文学信心，它一直在鼓励、鞭策，这也是我必须对它充满感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