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把照相机丢了。更糟的是好几天都没发现，一直到几天后，再次出门，找遍房间，就是不见相机，我才发大慌。脑袋几乎被“轰炸”。好不容易回忆起最后一次自己手拿相机的细节，那是在新竹市中心太平洋百货门口、2号公交车终点站的候车椅上。

　　我慌更大了。这时候的“好记性”一点意义都没有，只会让人更绝望。

　　老伯伯说风凉话，有人将手机遗忘在出租车里，过手的人有限，有一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就搞定了。我的相机是丢在闹市区的百货公司前的商业区，那里人来人往，一分钟就可以有几十个人走过路过。我们坐的那把椅子，就在人行道上，公交车站旁，商店的前面。照相机放在那里就跟商品展示做广告一样，一目了然，众目尽可睽睽。

　　老伯伯安慰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这个相机是我的最新款。淘汰最新的，旧的留存，这算什么？去找找吧，那是没有希望的自我安慰：“我尽心了！”

　　沮丧地来到车站，跟2号公车的司机打听。司机说，你们可以到站台值班室去问问。

　　一个中年人接待了我们，一听来意，便不动声色地问：“你的相机是用什么东西包裹的？”

　　我一听，立刻感觉闷热的天气吹来一丝雷雨前湿凉的风，有了希望，还有一点激动和期待。要知道，不动声色哥的话里，重点是“包裹”二字。一般照相机，没人会用“包裹”来描述。唯有我的可以，那天，我卸了相机的皮套，也没背相机包，而是莫名其妙地把相机装入一个圆点碎花小布袋里。不动声色哥再问：“照相机最后几张照片，拍的是哪里？”这下，我已能确定，照相机就在不动声色哥手里。

　　后面的故事很平淡，登记姓名、住宅地址和手机号码，不动声色哥还很谨慎地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我们的手机来确认。他把照相机交到我手上的时候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我们只能这样做，因为照相机很贵重。”我满怀好奇、感激和崇敬，问：“是谁捡到，送来的？”不动声色哥说：“不太清楚，那天不是我值班。”接着，他反问一个让我脸红的问题：“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找？我们等了很久了！”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个台湾朋友听。她呵呵一笑，说：“台湾经常发生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的故事，好像还是专门捡你们大陆人丢的东西。能让大陆人在台湾丢了东西再失而复得，让台湾人很有面子。”她谦虚了，把拾金不昧弄成是“为台湾争光争气”的要面子。我的故事跟别人的故事有两点不一样：

　　一，捡到照相机的人，并不知道这是大陆人的照相机。这跟人在家里也不当着家人挖鼻子一样，归教养和素质范畴的事情。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相机失而复得的故事更感人。

　　二，我讲故事不够生动，这很遗憾，让我感觉很对不起那位拾金不昧的“台湾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