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已是挈妇将雏之人，但却居无房。当时我虽在事业单位，吃皇粮的，但无房源。内人插队上调分到集体单位上班，更无房可分。无奈之下，只好挤在泰山家的小阁楼上栖身。

　　住的时间长了，觉得非长久之计。阁楼小且不说，家具无摆放处，而且上下极为不便，特别是读幼儿园的儿子，容易摔伤。于是有迁出之意。和妻商量下来，还是租房吧。是时我工作在吴淞，妻上班在宝山，妻体弱，为让她上下班省力些，决定到宝山租房。

　　那时候尚无“商品房”的概念，人们住的都是公房，小房型，所以住房富余的人家极少，墙上也不见有“租房”的告示，因此宝山城厢租不到房。无奈只好求其次，妻托当地人去城厢周边打听。数日后，终于在东门外找到一家愿意出租的农村房。了解下来，其实户主并不务农，女的在上棉八厂做工，男的则凭手艺干木匠活，夫妻两人积攒了点钱，又得到双方父母的资助，就在城外不远的田埂边（那时的宝山，出城圈便是一片片农田）围起了独立小院，造了一幢二层小楼。围中另有一小屋，空着可租。

　　那天前去看房，见那所谓的小屋果然小，仅8平方米。水泥结构，平顶，呈灰白色，方方的，像个碉堡。毫无疑问，此屋当初建造时不是给人居住的，而是为了堆放杂物的。一看下来，租是不租，颇费踌躇。但最后的结论是屋虽小且陋，亦可挡风雨，妻上班也方便，步行10分钟即可到单位。再说，还可和主人家共同享用院子，暖日里可在院中用餐，热天可在院中纳凉。往远处想，此处只是暂寓，并非久居之地，说不定哪一天，便能乔迁。这样思忖下来，于是拍板：租。与户主谈定，租期不限，月租8元。按工资比例推算，当时8元等于今天的200元。

　　这个巴掌大的地方，要摆放家具，不啻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只得精而又精，简之又简。经过一番勘察，最后的布置是：大床一，供妻和读幼儿园的儿子享用；靠窗放小桌一张，矮凳三只（幼儿园里孩子们用的那种），供进餐用；贴墙放一五屉橱，上置12英寸黑白电视机和摇头风扇。我的寝具则是一张钢丝行军床，夜张日收。碗橱煤炉俱放院中，上搭篷罩之。一切安排停当，便可过最简单的生活了。

　　除去凄风苦雨和天寒地冻的日子，我们下班后将儿子从幼儿园接回直至入睡前多滞留院中。饭菜烧好后，将小桌小凳搬出来在院中用餐，餐毕，拖一根长线将小电视放在桌上收看。那时候频道少，节目品种也不多，但越剧倒是常播，出镜的多是袁雪芬、范瑞娟、徐玉兰、王文娟、吕瑞英、金采风等名角，所以妻子很满足。我不爱看越剧，便在晾衣架上吊一只灯泡读书。儿子则与户主的一双子女在院中戏嬉玩耍。星期天，我便携稚子去江边石缝中拣蚌捉蟹，有时能拎半铅桶回来。

　　难熬是夏天。那水泥小屋有超强的聚热功能，其热气夜深不散。但是儿子必须早睡，于是只好辛苦那台带有噪声的电扇，整夜不得休息，摇头到天明。我则将行军床支起在院中葡萄架下，半躺其上，手摇扇子，目视叶缝中淡淡的星光，心静如水，了无尘虑，渐合双目，进入梦境。一觉醒来，万籁俱寂，斗转星移，于是收起行军床悄然回屋。此时，风扇声和妻子均匀的鼾声相应和，闹中显静，已然是“鸟鸣山更幽”。

　　可爱的8平方米的水泥小屋，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度过了春夏秋冬四季。

　　1986年，我家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妻所在单位为她在月浦新村二村分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50平方米。虽然地处偏远了点，但和8平方米比，宽敞了不是一点点，而且还有煤卫设备，从此总算有了一个像样的家。随着上海公用住房建设步伐的加大，1998年，宝山区教育局又分给我一套新建成的住房，三楼，两室一厅，70平方米。这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单元房了。买下此房的产权，我只花了几万元钱。儿子结婚后买房另住，这70平方米就我们老两口住，相比昔日的8平方米，真有天壤之别了。

　　住过8平方米，好像咬过菜根一般，如今只觉幸福上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