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钮红利许多年，让他在同学面前觉得抬不起头的，就是“编制”两个字。 

　　培训？没必要，没想过，也没好处 

　　钮红利有个中专同学坚持深造，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市区一家三甲医院当麻醉师。“他现在一个月赚的钱，够我忙活大半年的。”钮红利眼神闪烁，羡慕、无奈与迷茫，兼而有之。 

　　在他白大褂的胸牌上，写着“执业助理医师”。以钮红利的学历，想在职称上更进一步，脱掉“助理”的帽子，并非奢望。他却没有这方面打算。

　　“前几年骑助动车出过车祸，轻微脑震荡，记忆力有点衰退，再去进修，恐怕比较吃力。”钮红利坦言，不求上进的背后，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即便晋升为“执业医师”，收入和现在也没差别。“只要还保持乡村医生的编制，待遇就限制在一个框框里，没啥奔头。”

　　新港村卫生室是镇上少数设有“康复室”的，里面摆放了四五套专业健身及康复设备。不过，这些先进设备更像一堆摆设，几乎无人问津。运动康复涉及众多专业知识，需要特别培训，才可能提供技术指导。钮红利没机会接触，也没想过、没动力去接受培训。 

　　“其实，村医没必要接受深入培训。”邢伟祖在这一点上和钮红利有共识。“他们不用去对付疑难杂症，只要掌握基本的全科知识。更重要的是善于和村民打交道，获得他们信任。所以，首先要求出身本村。当然，还得耐得住寂寞。”

　　技术又不差，收入为啥差那么多？ 

　　钮红利今年苦等到的搭档，年龄几乎翻他一番。两人交流不多，因为有明显代沟，不管是年龄，还是收入。“他是退休返聘医生，和乡村医生编制不一样。工作比我轻松，但收入大概是我的两倍。” 

　　村图书室建在卫生室隔壁，村里照顾钮红利，请他代为看管，每月能多一两百元收入。“我们的诊疗技术又不差，为啥编制不同，收入差距就那么大呢？”关于编制，钮红利一直很纠结，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和搭档一样。“如果说解决编制暂时有困难，能不能先提高村医的底薪？我们毕竟也算技术人员，只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不是低了点？” 

　　“这是全市统一规定，镇卫生院也没办法，我很想帮你涨工资。”邢伟祖开导钮红利说，“心态放平一些，别老往高处看，你每年稳定进账近3万元，和靠天吃饭的农民比，小日子算很不错了。” 

　　“大多数村医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对现状比较容易满足，对未来也没什么期盼，但我还年轻啊……”钮红利欲言又止。他出生于1977年，职业生涯还未过半，但看起来，他已经能预见10年乃至20年后的自己，做什么工作，拿多少薪水。 

　　父母看重编制，为子女做主考村医 

　　邢伟祖介绍，乡村医生的收入由镇政府负责，包括几部分：一是底薪。今年4月1日，本市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从1450元涨到1620元，这就是村医的基本工资。二是打针费、出诊费、输液费等补贴，与工作量挂钩，每月100元至200元。三是绩效奖，每月四五百元。再加上其他少量补贴，崇明县一个村医年收入为2.5万元至3万元。 

　　崇明其他医生，虽然同在郊县工作，但收入由县财政统一划拨，年薪约为村医的两倍。在港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有10人负责全镇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肿瘤等条线工作，各有分工，各司其职。而身为村医，必须把这些条线一肩挑。 

　　收入，与医术和工作压力，并不成正比。原因很简单：编制不同。 

　　新一代村医之所以不断吸引年轻人报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解决了编制问题。 

　　冯晓和金嘉煜工作满一年后，将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一旦通过，可经公开招聘规定程序纳入事业编制。 

　　“将来估计要守着村医这份职业了，父母清楚吗？他们不担心你们的前途？”记者问。 

　　“当初就是爸妈替我们做的主。”两人的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现在求职越来越难，上大学前就能先锁定一份稳定工作，将来可以留在家人身边，收入也不错，还有事业编制。这些对父母确实有吸引力。杨建刚介绍，按规定，新一代乡村医生的待遇，不低于当地副村长。 

　　只是不知道，当钮红利遇到比自己小一轮的晚辈时，作何感想，如何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