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赤脚医生?以前是。上世纪末,上海村医陆续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和乡村医生证书,摘掉了“赤脚”的头衔。在今年初公布的《上海市卫生局等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社区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他们被定义为“老一代乡村医生”。
与此相对的是“新一代乡村医生”,指本市郊区2006年起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具有临床医学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执业助理医师。
记者以崇明县港西镇乡村医生为样本,透视上海新老两代村医的生存现状和利益诉求。
村医老兵仍是主力军
港西镇现有乡村医生的总人数是26人,每家卫生室平均配备2人。其中多达19人已经退休,返聘回来继续干。村医平均年龄之老化,可想而知。
1960年的春天,宋和萍出生在港西镇盘西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在家乡的卫生室里,她已坚守30年,2年后将退休。如此资深的乡村医生,和港西镇25个同行相比,却只能算“小妹妹”,可排入最年轻排行榜前五位。
1965年12月5日,是王菊馨永生难忘的日子。从那一天起,她踏上了乡村医生的岗位。现在,她还每天去北闸村卫生室上班。老人白发不多,但爬满脸庞的皱纹和苍老的双手,透露了她的年龄:明年就将年满70周岁。
儿子儿媳劝她别干了,回家含饴弄孙,享享清福。她不答应。“在卫生室工作这么多年,有感情了,回家休息还真不习惯,太无聊了。”
王菊馨的搭档秦洪飞,离退休也只剩一年。“反正回家也没啥事,只要邢院长一句话,看得起我,就干下去。”秦洪飞腼腆地笑着,向港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邢伟祖表态。
“当然,老秦,说好了,明年返聘。”邢伟祖不假思索地回应。
邢伟祖今年56岁,是全镇村医的顶头上司。他1977年从卫校毕业,分配到崇明的乡镇卫生院工作。从基层做起,1996年升任合作镇(2000年并入庙镇)卫生院副院长,两年前调到港西镇,一直分管乡村医生工作。对村医的发展历史和工作现状,烂熟于心。
盘西村约3000人,近半数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村卫生室的固定服务对象。村子地段不错,方圆10公里内有3家不同级别的医院。“村卫生室最方便,就在家门口。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看病能少走几公里,天差地别。”邢伟祖介绍,留守在村里的,多为老人。“如果只是小毛小病,来卫生室最实惠,报销比例高达80%,去其他级别医院,报销比例会相应减少到70%或60%。”
曾独守卫生室5年
宋和萍关于卫生室的青春回忆,略带灰色。她刚工作时,卫生室仅有2间小屋,阴暗、潮湿、逼仄、破旧。起初有4人并肩作战,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战友们陆续撤退,宋和萍曾独守卫生室5年。
2006年至2009年,市政府实事项目中连续出现同一个名字“村卫生室标准化改造”。全市1760家标准化卫生室陆续建成,覆盖各郊县。宋和萍们终于拥有了不逊于市区医院的工作环境——房间宽敞明亮,装有空调、电脑;门厅、诊疗室、治疗室、注射室、健康教育室和信息管理室等一应俱全;各项医疗设施均按统一标准配置,药房内还有上百种常用药。
环境大为改善,强度丝毫未减。新房是标准化的,忙碌却是超标的。
上午8时到中午11时,下午1时到4时。工时看似不长,但必须24小时待命,半夜里也常会被吵醒。
所有村卫生室都是全年无休。今年大年初一,宋和萍与王菊馨都没休息,尽管当天接诊寥寥无几。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我们这点苦不算啥。”秦洪飞早已学会苦中作乐,从儿时榜样身上寻找动力。
港西镇12个卫生室中,有3个相对较偏,要多承担一项便民功能:输液。王菊馨所在的北闸村卫生室是其中之一。
多了输液,便少了休息。其他村医中午能歇两个小时,王菊馨和秦洪飞不行。“挂盐水费时,有些老人一次挂两瓶,滴速又慢,经常挂到下午一两点,中午没法关门。”
采访时已是中午,北闸村卫生室还有7人在输液,清一色头发花白。两名村医脱不开身,只能轮流吃饭。农村病人喜欢围坐门厅拉家常,输液室里多张病床全都空空如也。“我从小就在村里看病,很方便。医生态度也好,就像自家人。”一位瘦削老者直言,“如果哪天这里关门,全村都不答应。”
采访间隙,秦洪飞掏出一把药,熟练地吞服。他被高血压和腰腿痛困扰多年,但轻伤不下火线,因为一个村医也不能少。近十年,各村卫生室没进过一个新人。前不久,双津村一名村医不幸患癌,没人替补,邢伟祖无奈从镇上紧急调来一位退休医生,年近七旬。
“想跳槽?你能去哪?”
新港村卫生室一度只有一名村医孤军奋战。“光杆司令”名叫钮红利,36岁,是港西镇最年轻的村医,也是全镇仅有的两名70后村医之一。幸亏有这两人的存在,镇上的中生代村医才不至于彻底断层。
钮红利曾多次找领导反映,希望增派人手。“新港村小,人口少,接诊病人也少,村医实在紧张,暂时调配不过来,你再坚持坚持吧。”邢伟祖总这么劝他。
工作压力较大,钮红利还能应付,他更在乎的,是收入比别人低——奖金与工作量,即接诊人数直接相关,所以他非但没拿双薪,奖金还比别人少。今年初,他总算松了口气,盼来一位退休医生进村帮忙。
钮红利在新港村土生土长,崇明卫校毕业,主修社区医学,拥有村医中少见的正规中专学历。他曾南下广东,在制药公司当营业员,和专业多少保持一点关联。打工收入不错,但为了照顾老母亲以及解决个人问题,他选择返乡。不愿放弃专业,尝试在镇上开私人诊所。“当时没行医执照,遇到很多政策限制,很快就关门了。”
直到考上村医,钮红利才总算在家庭、专业和工作间暂时找到平衡点。既能发挥特长,又在本村上班。母亲年过不惑才生下独子,如今已近耄耋之年,要他照顾;妻子家境较好,是钮红利在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后盾。“老婆和丈人都希望我工作稳定,离家近,收入多点少点,倒是次要的。”
钮红利特别感谢妻子多年理解和支持,“否则,我挺不到今天。”婚后,他把家安在崇明县城桥镇,“如果不提前在县城买房,很难讨到娘子。”儿子在城桥镇上小学,妻子则在建设镇上班,工作日在娘家住。照顾孩子的重担,交给了钮红利。
早晨6时起床,送孩子上学,再坐7时11分的公交车下乡。下班来不及接儿子,只能托朋友帮忙先接回家。“晚上回去,先买汏烧,再辅导功课。”钮红利说,“一年级就开始学英语,很多题目我都不会做。”
邢伟祖问:“想跳槽?你能去哪里?”钮红利无言以对。的确,他和村医岗位,眼下谁也离不开谁。只是,这份清贫、琐碎和辛劳,他还能坚守多久?
偏远村难招年轻人
像钮红利这样的中生代力量,太少。如果任凭村医长期青黄不接,必将后继无人。为此,本市郊县2006年起实施“输血计划”——上海市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每年招收数十至上百人,定向免费培养3年制大专学历全科方向的村医。
所谓定向,有两层意思。
第一,工作定向。高三填志愿时,必须签订定向就业协议,大专毕业后进入指定的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承诺去村卫生室工作。
第二,生源定向。这项政策只针对郊区学生,且必须回本区县工作。“最好能回本村,既熟悉村民,又能就近出诊。”港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建刚所说的理想状态,很难达到。因为无法保证每个村都有人考上村医,“哪怕只要求招收本镇考生,也保证不了。”
冯晓和金嘉煜是杨建刚招到的首批定向大专生,分别来自港西镇北闸村和协兴村,属于难得的本镇生源。目前已有8人和港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其他6人全是在校生,都来自城桥镇。本镇招不够,只好别镇凑。
港西镇离县城近,所以订单进展顺利。“新村乡和绿华镇位置偏,听说一个也没招到。”杨建刚补充说,有个新村乡考生,签约前特地转户口到县城,以确保将来不留在偏僻的老家。
关于大学生下乡就业的故事,有另一个版本——外地本科医学生不远千里来上海,扎根偏远郊区,克服语言障碍,努力为村民排忧解难,留下一段佳话。
现实往往没有传说的那么美好。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杨建刚和邢伟祖都觉得,村医不适合“外来和尚”。“起码的语言交流就成问题。崇明话在他们耳朵里就像天书,岛上许多老人又听不懂普通话。”杨建刚讲,“虽可努力克服困难,但为啥要付出很多本可避免的成本呢?”
年轻人来沪打拼,都想闯出一片天。他们需要成长空间、培训机会和更高收入,需要享受大都市的丰富资源。“非要他们甘于孤独,留守农村,未免强人所难。”
杨建刚透露,几名外地医学生曾踌躇满志,到崇明偏远乡镇工作,没多久便陆续离开,转战市区。“这里很难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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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郊县都缺村医,崇明尤甚,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近年来屡屡开出崇明班。“多数高中同学都想出岛,到市区闯,最起码也要去县城。很少有人愿意留在家门口。”冯晓强调说,“这不代表我没出息,人各有志嘛。”
年轻村医何时下乡?
22岁的冯晓和23岁的金嘉煜,去年大专毕业,根据进校时签的定向协议,来到港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俩在预防保健科见习,分别负责全镇高血压和精神病患者的健康管理。承担统计数据、梳理资料、制作台账、定期回访、发放免费药品等基础工作。
采访当天,金嘉煜骑着助动车,花一上午,回访了3户残疾人家庭。见习期间,他们常和村医打交道,根据协议,村卫生室就是他俩未来的岗位。
但目前,他们还不能行医。当务之急,是争取年内考出执业助理医师执照。“淘汰率高,难度大。”说到考执照时,两个年轻人都跃跃欲试,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尽快持证上岗,治病救人。提到下乡当村医,他们的情绪略有几分低落,口中虽然说:“早晚要回村,时刻准备着”,但感觉得出,他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留在镇上。
这些年轻人尽管出身农村,但是否能迅速适应村医的角色,会不会水土不服?很难说。如果急着下乡进村,一头扎进卫生室,不见得合适。院方对此也做了两手准备。
“协议规定,他们应该去村卫生室,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必须要等时机成熟,不妨让孩子们在镇上多锻炼几年。村医队伍日趋老化,急需补充新鲜血液。卫生室如有急需,就先调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老医生过去。等过渡一段时间,年轻人考出行医执照,多积累一些临床经验,再接班。”杨建刚说。
在高中,这些孩子的成绩名列中游,需超水平发挥才能考上本科。从客观上说,他们的学习能力并非出类拔萃。学医,3年远远不够,许多课程都不得不压缩,所以毕业时的专业技术能力也一般。
“上卫生室看病的,以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初来乍到,在交流上难免出现各种障碍。”杨建刚指出,这些90后个个聪明,脑子活络,但容易心浮气躁,自控能力普遍较差。如果一出校门就进村卫生室,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在村里没人监督,经常迟到早退怎么办?”
他特别关心年轻人的个人问题。“希望他们先成家,再下乡。心理更成熟稳定,工作也会更安心,能避免许多后顾之忧。毕竟,以后只有一两个人留守村卫生室,既辛苦又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