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接给他打电话说：“皮司令，突然叫我到北京去干什么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那个军区派了个副政委去北京参加空军的会议，他没给你透露点消息叫我去干什么？”他说：“不知道。”我说：“皮司令你对我比较了解，外面和上面对我是不是又有反映？”他想了想说：“没有听到什么，你是不是代表一个方面的啊！我只听说对你有点反映，说你政治上比较右。”我心想这都是吴法宪给他们传的，使他对我形成这种印象。他最后对我说：“明天上午北京来架飞机，你下午就走吧。”
我听皮定均司令员这样一说，就以为一定是哪个师里的干部又到上面告我的状了，这回让我紧急赴京又可能是去挨批的。这天晚上，我心里七上八下，赶紧找1968年的那次检讨材料。那时我也没写详细提纲，也没有写详细的文字，只有一个简要提纲记在一个本子上。我把那个本子和第一次汇报“三支两军”的那份材料找出来，准备去北京时带上。
第二天上午，我从下官营赶到兰州，下午就按计划乘飞机去北京。在飞机上，我还在反复考虑这次到北京去检讨什么，怎么检讨，不知不觉飞机就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下飞机以后，到机场来接我的是兰空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他问我：“首长，空军的会议再有几天就结束了，你还来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你听说我来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上了车以后，汽车就往北京市区开。这时，谢秘书忽然从副驾驶的位子上转过头来对我说：“首长，你是不是出组织成果来了？”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问：“哎，你说什么是组织成果？”他接着说：“空军这次会议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要出精神成果，就是把林彪、吴法宪的流毒肃清，精神上思想上有个很好的成果；第二个成果就是组织成果，这次会议完了之后，就出一个新的空军常委领导班子。空军常委有了以后，再去调查研究，组成各个军区空军的班子，完了以后再向上面报。”
我那时不知道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文革”期间，我反复挨整，即便是不整我的话，我也到不了空军。空军那么多老资格，人家到空军干了几十年了，像过去的老首长聂凤智、成钧、刘震，还有许多受迫害落实政策后从农场和“五七”干校回来的老干部，他们的革命资历都比我长。像我这样资历浅的人怎么能来空军当领导，当时连想都不敢想。
临危受命
我到了北京后，就直接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起初，我一直准备在会上挨批。可是，后来一看好像没有要批我的迹象，这才放下心来开会。这时候会议的简报很多，每个小组都有简报，因为缺席前段时间的会议，所以我就抓紧时间看会议简报，什么也顾不上，就想尽可能多地了解会议情况。就在这时，有极少数人可能得到了消息，就透出了风声，说我要到空军工作。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还劝说人家不要乱猜测，更不能乱讲。
其实，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在这两个多月的会议期间，先后还开了好几个座谈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看到底谁能来当空军司令员。在这之前，上面就派人到我们兰空机关、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也是进行考核。当时并没有说明意图，我根本就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工作组还特意调查了兰空机关的几位副参谋长，后来他们分别当了兰空参谋长、武空参谋长。当时调查他们，他们也不知内情，因为我到兰空后就一门心思抓工作，所以他们对我的印象比较好，大概都说了一些好话。
会议期间，叶剑英、李德生找我和邹炎谈话，当时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当他们谈到如果调我们到空军来该怎样开展工作时，我们都表了态。我还特别强调说：“我在师里工作，军里的工作规律我还没有摸透，到空军来不合适。”我明确表示我不能来空军。这时，李德生说了一句：“要是一定要你来空军呢？”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说：“要是一定要我来的话，我顶多在空军下面的业务部门搞搞作战和训练等一些具体工作。”我是这样表的态，因为他们说得很清楚，是要我到空军来，我想自己只适合在机关业务部门做一些具体的作战或者训练工作，根本就没有往当司令员、副司令员这方面想。
接着就开大会，那天的大会周总理、叶剑英等好多人都出席了。会议开始后，周总理先点名，首先叫起的是傅传作，然后就点我的名，我起立答：“到。”周总理抬眼看了看我，然后问我多大年纪了，哪儿的人啊，还飞不飞啊。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这才示意我坐下。然后，他又点名叫张廷发、成钧等人，另外也点名叫那些刚从“牛棚”和监狱里“解放”出来的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当时，我还没意识到点我名的用意。接着，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讲话。最后，周总理讲话。他讲完话后宣布大会结束，其他同志都可以回去，这次参加会议的军区空军领导都不要走，留下继续开会。然后，周总理、叶剑英对军区空军领导班子提了些希望和要求。
这次大会散会后，有好几个人暗示我：“你这回要‘驾辕’了。”东北有一种胶皮轱辘马车，前面套的两匹马叫龙套，后面当中负重的那匹马或者骡子，叫辕马。“驾辕”的一般寓意是承担重任或当主官。因为周总理点名时，我的名字排在第二名，比较靠前，所以一些人就猜测，说我可能“驾辕”。我对他们说：“可别瞎猜，更不能犯自由主义。”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到空军去“驾辕”。
实际上，就在这次会议中，经过反复征求各方意见，最后确定了空军新领导班子成员。然后，上报中央审批。大概过了一周，中央正式下达了空军新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我为司令员，傅传作为政治委员，张廷发、成钧、邹炎、张积慧、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为副司令员，高厚良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杜玉福为副政治委员，梁璞为参谋长，先前的空军五人小组被撤销。周总理、叶剑英接见了空军新班子成员并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空军一年来“批林整风”的成果，要求空军振奋精神，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改变空军面貌。
对于中央的任命，我确实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当听到宣布任命我为空军司令员的那一刻，非常吃惊，怎么也没想到会让我从兰空副司令员的职位上直接升任空军司令员。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在空军党委扩大会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建议，应该尽快选配空军司令员。起初，毛主席想让李德生直接留在空军，因为经过他在空军一年多的清查工作，空军的工作已基本上走上正轨，他对空军的情况也比较熟悉了。在征求李德生的意见时，他说空军是个技术军种，自己不懂飞行，不行。后来，毛主席就对周总理说：“空军司令要能上天，海军司令要能下海。”还要求与林彪集团没有瓜葛。那时李德生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再加上“九一三”事件以后，他一直在空军指导工作，对空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周总理就让李德生推荐人选。李德生原来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旅长，我当年在他手下当团长，他对我比较了解，所以就向周总理和毛主席推荐了我。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调到兰空以前，曾连续三年先后三次在“文革”中挨整受批判，自然就和林彪一伙划清了界限，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实际上，在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张廷发，再一个方案是我。那时候作为当事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上面有两个方案，也不可能知道。
当时，李德生一直在空军指导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清查工作基本上搞完了，这给我们新班子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后续的工作仍然很艰巨，下面的清查工作还在继续。在这方面新班子坚持实事求是，按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及周总理关于“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的指示要求，根据空军的实际展开工作。既防止清查工作扩大化，又有利于团结，从而达到消除影响、增强团结、振奋精神和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空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摘自《党史博览》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