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白篆刻作品

　　当我把苏白老师印集中的最后一件作品，不偏不倚地粘贴妥当之后，终于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尽管说，老师一生在政治上受尽磨难且常年病体，然而，由于他在创作上的异常勤奋并从不间断，因而在自己十分有限的时日里，依然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印章之作。

　　本印集的选编样式，大体上是根据作者创作年代的先后，也就是按照印章创作的基本时序，来展现其各个阶段的艺术风貌的。老师一生的作品，虽说一时难以统计出准确数字，但从已经见得的他的各类创作的表现形态看，超过千件甚至会有更多，则决不是毫无来由之说。

　　本印集总共收录苏师印作371方。其中，他的自用印（包括纪年印）67方，鲁迅笔名印38方，其余266方则是老师历年的代表作品。当然，这个数量眼下已经是我之力所能及了。据我所知，老师曾极富兴致于自用印作的创作，他往往会在购得一册新书、偶得一张拓片或觅得佳句之后，都会镌印以记。至于鲁迅笔名印作，自然是远不止这些方数的。

　　老师经常说，他刻印最初师从于张叔愚先生。事实上也是，他这一路受蒙于张氏的印风，几十年来都未曾间断过，并一直延续到自己的创作晚期，这在本印集中亦每可读得。除此以外，在他的前期作品里，人们还可读到黄牧父、齐白石乃至五六十年代以来受影响于邓散木的真实信息。如今，我们能够见到的除老师自用印之外且具有明确年款的前期印作，便是为岛上名家孙国枫先生所刻的那方具有明显邓氏风貌的“国枫画记”。

　　在本印集的整理过程中，我也留意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特别是老师全家在“文革”中遭遇遣返重新回到青岛不久，一旦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之后，他的印章创作便又渐渐多了起来。需要一提的是在那段时间里，老师先后结识了几位向他求教的青年人。年轻人对传统艺术的顶礼膜拜和不谙世事的无忧无虑，深深地感染了他，这让老师竟一时忘却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反而把心力和热情，更多地投入到对学生的培养，和对篆刻艺术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创作之中。

　　至1972年，老师的刻印明显增多。尽管在风格表现上依然以邓散木一路为主，但同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他在创作上的另些变化。譬如，他已开始有意地将秦汉印以至历代印作中的某些表现元素，尝试着借鉴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广搜博取不恪守一家之长的创作观，或可说是老师的一贯追求，尤其是晚年，这个倾向便愈发明显。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师的印作非但量多（苏师曾跟我说过，那时一天刻十来方印也是常有的事），风格变化幅度也大。

　　除大量的无年款之作外，从老师的刊具确切创作时间的印作看，以乙卯（1975）年的作品最多，次第为甲寅（1974）、丁巳（1977）、和戊午（1978）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师母提供的所有印章拓本里，老师戊午年之后的作品居然寥寥，即便有，也多是一鳞半爪。要知道，那可是老师创作的巅峰时期啊。当时我的初步推断是，至1979年间，一方面因广交会任务，老师曾一度忙碌于将印作钤拓成谱装订为册以出口创汇之事。另外年底，老师调到工艺美术研究所专事篆刻以后，大量的业务工作和各地考察活动，占去了他的大部分创作时间，这是原因之一。其次，便是彼时老师受邀讲学和用于理论研究，定然也花去了不少时间。还有一点，那就是他日趋衰弱的身体，会使自己经常处在力不从心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老师的印章创作在数量上的减少，想来也合乎情理。

　　多谢善杰师兄在我选编工作的最后阶段，寄来了先我而出的《苏白印集》，和若干老师的最晚期之作，使得我手中的这本集子在内容上得到充实。只是遗憾总体作品数量还嫌太少，且钤拓未显精致。我甚至在想，倘若不久，广大读者特别是老师的生前故旧，在读到了这本《苏白朱迹》之后，能够不吝为我提供苏师更多的作品信息（尤其是晚期创作），继而再出一本在体例上更能全面反映老师一生艺术成就的作品集子，那将是我的由衷期盼和无上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