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沿江：外滩27号中傲慢的大班们

　　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西方商号，也即后来的洋行在中国出现的最早年代，但早在1759年，当天朝帝国在乾隆帝的掌控之下，似乎还相当生气勃勃的时候，“散商”（主要来自英国）已经出现在了广州。

　　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医科学校的威廉·渣甸，1802年离开英国前往印度，先后在东印度公司往来于加尔各答和广州的商船“布鲁斯威克号”和“格拉顿号”任随船医生，但显然，他的兴趣在于东印度公司“凡公司职员，每人每次容许夹带私货两箱”的优待章程而不是医生的天职，渣甸每次夹带的两箱私货可以想见多半为鸦片。很快，欲壑难填的他便于1817年脱离东印度公司，以散商名义进行鸦片走私。

　　完全可以说，19世纪的怡和洋行属于人类世界的另一种，而19世纪的渣甸们则属于人类世界中的另一类。他们的精神世界，与16世纪来到中国的利玛窦截然背反，站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高于一切的平台上，他们野心勃勃、狂妄至极，从自己狭小的岛国出发，在掠夺幅员辽阔的他者空间时，极其野蛮地无视他者生存的权利，对他们来说，能够实现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便有人生最大的快感。以鸦片贸易为例，他们只是丧心病狂地追逐着利润的获得，而全然无视吸食鸦片后的中国人民会招致多大伤害，当鸦片的吞吐毒杀着中国人民的肉体并腐化着他们的精神时，渣甸们却没有丝毫良知上的不安，他们如同今天哥伦比亚的毒枭。

　　1839年，天朝大臣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穷凶极恶的威廉·渣甸在伦敦游说女王政府与天朝帝国开战，为了怡和洋行的巨大利润，他们完全不在乎使用野蛮的武力，他们早就嚷嚷了，“政府的任务是用剑撬开中国牡蛎的外壳，而商业界的任务是采取珍珠”。

　　1843年11月17日，随着上海的开埠，怡和洋行的大班们也随着巴富尔一同脚踏着李家庄这片烂泥地。

　　1922年将近年底，正是近代上海最美好的时节，由怡和洋行出资翻建的怡和洋行大楼便在那时伫立在了外滩27号的地块上。这时，外滩新月形的江堤边，上海总会早已傲然伫立，汇中饭店更是以其红与白相间的墙面吸引着几多上海男女的视线。

　　大楼的设计师是英国人思金生，很快地，在怡和洋行大楼之后，他又将为上海设计出四川路桥头边上的邮政大楼，以及后来被毁的第一次欧战纪念碑。大楼高达5层，体量称得上宏大，在占地面积为2100平方米的基础上建筑面积达到14300平方米。结构是那个年代最为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而整个建筑的风格，思金生是给它冠上了新古典主义。这种新古典主义表现为立面上严格地按照着古典式纵与横的三段式处理，在一、二层上，牵引视觉的是9个半圆罗马拱形门券、统长钢窗，整个墙面上有着粗糙的花岗石，气势相当雄浑；三至五层，它们的中部，耸立着4根粗壮无比的科林斯巨柱，有着格外壮美的审美；第三部分的屋顶檐口与女儿墙，则忠实地表达了整个建筑的古典风范。

　　2012年10月26日，那是怡和洋行大楼建成后的90年，我带着多少有点紧张的心情而进入其间。底层，我在米白色的大理石地坪、泛着暗光的楼梯扶手以及墙壁间的陶立克柱子上，深切地感觉到了这幢楼房曾经有过的尊贵，也感觉到了当年怡和洋行大班们的那种睥睨一切的心情。一切都已经变化，而且是十分深刻的变化，当90年的时光穿越而过这幢楼房，当它的空间中，曾经活动过的洋行大班、日本政客以及上海外贸局干部这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多已随风而去，那么落成于1922年的大楼，哪些细节还依然故我？哪些又早已灰飞烟灭？当年的怡和洋行大楼如今叫作罗斯福会所，这便是最大的变化之一。也因此，这个宏伟的空间中充满了浓重的罗斯福家族痕迹：从外滩正门处拾阶而上，墙的一侧挂着一幅西奥多·罗斯福的全身肖像；一楼的庭院餐厅内，每张餐桌上的菜单都印着罗斯福家族的黑白照片；三楼私人会所的包间内也悬挂着两幅罗斯福总统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