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侯军 资深报人，文化学者,作家,书法家及茶文化专家，现居深圳。新闻从业三十余年，先后在天津、北京、深圳等城市的多家报社、杂志社供职，历任记者、编辑、部主任及多家报纸杂志社的总编、社长。现已出版各类专著20部，总字数超过300万字。其中散文集《青鸟赋》《收藏记忆》《那些小人物》，艺术评论集《东方既白》《读画随笔》《文化目光·点线面》以及艺术家传记散文集《孤独的大师》、文化对话录《问道集》和茶文化随笔集《品茶论道》等。现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市新闻学会副会长、深圳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任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深圳大学兼职教授。
与冯骥才先生同处一座城市是幸运的，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关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感染你辐射你，令你思索令你牵挂令你感动，令你与这座名叫天津的城市心脉相通，就如同替你接通了与这座城市的地气，哪怕你一度离开这座城市，哪怕你与这座城市远隔千山万水，依然能够通过他的文章、绘画和行动，感受着他的这种文化关爱。
一
认识冯骥才先生首先是从读文开始。可以说，我是读着他的文章走过了在天津的青春岁月。那是一个拨乱反正革故鼎新的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燃烧的年代。而对我来说，那还是一个如饥鹰渴骥一般渴求知识吞咽书籍的年代。正是在这个时期，冯骥才如横空出世一般登上文坛，起点之高出手之快令文坛为之震动，而如我一样的青年读者则被他那一部部小说深深打动了心灵，《铺花的歧路》《雕花烟斗》《啊！》《爱之上》……这些文字使我初识冯骥才，觉得他就是一个与我们这一代人同生共息的兄长。不过，那一时段最令我感动的文字，倒不是他的这些小说，而是他以纪实笔法所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我一直觉得这是现今流行的“口述历史”文体的肇始之作。虽然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系列工程，但却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后来之所以醉心于对话文体和纪实文学，这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源头活水。
我结识大冯很早（从认识他就叫他大冯了），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多有来往了。说来也很有趣，我与他最初的“文化交流”并不是文学，而多半是音乐。大冯对音乐非常在行，尤其痴迷于西方古典音乐。他曾经在一个夜晚忽然给我打电话，叫我立即去他家里听音乐。我蹬着自行车赶过去，到他家时已是满头大汗。他叫我先坐在沙发上，喝杯茶，静静心，然后打开他刚刚置办的新音响（那时候这可是最时髦的东西），播放出一段优美动听的钢琴曲，那是舒伯特的《鳟鱼》。他一边听，一边给我讲解，发挥着他的艺术想象力和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力，一曲奏罢，余音袅袅。那情景真像梦幻一般美妙，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温馨亲切，历久难忘。大冯还是最早向我推介法国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人。那天，他在客厅里给我播放克莱德曼的钢琴曲，见我听得如醉如痴，过了几天就让他弟弟冯骧才给我翻录了三盘录音带。我当时并不认识骧才兄，只是听大冯说过他弟弟在天津音乐学院工作，翻录带子比较方便。几年后，当骧才兄也成为我的同事和好友时，经他证实大冯当时确曾找他翻录过一些音乐资料。这些美妙的钢琴声，一度成为我写作时须臾不可分离的良伴。
另一桩有趣的事，是关于大冯赠书的。我自己也常常感到纳闷，为什么大冯赠送给我的第一本书，不是他自己的书，也不是文学书，而是一个外国人的学术著作呢？那是在一次畅谈之后，大冯显然非常开心，忽然站起身来，说：“我今天要送给你一本很难得的书。”说着，以他那一米九以上的身高，伸手从书架的最高层取下一本精装厚书，递到我的手上，我一看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作者是荷兰人高罗佩。“这本书对研究中国性文化史有着特殊的意义，我觉得应该送给你。”大冯说，“这书是内部发行的，很不好找。我有两本，你拿去一本吧！”我至今也没想明白，大冯为啥觉得这样一本很偏门的研究古代性与社会的专著，应该“优先”转送给我？当然，我也承认，这本书对于我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诸多性爱描写，绝对是一个方便法门。
我得到大冯著作的第一个签名本，就是《一百个人的十年》（第一辑），而且是一个如今已十分珍稀的版本：香江出版公司1987年7月香港初版本，薄薄的小册子只收录了十篇作品。当时我如获至宝，一口气读完还意犹未尽。大冯的这个系列是一边写一边在文学刊物上刊发，我就一直追着看，直到几年后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个大陆版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首卷）。这个版本收录作品25篇，比港版丰富了许多。谁知出版不久就陷入一场由书前采用的图片而引起的著作权官司，这官司一打就是四年。当这场纠纷以大冯胜诉而告终结时，我已经南下深圳两年了。记得我在当时供职的深圳商报上还专门写了一篇对大冯的专访《冯骥才笑谈打官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在1995年推出了新版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作为“冯骥才名篇文库”中的一本。这个版本收录了14篇作品，都是从上一版中精选出来的。我有幸收藏着大冯同一本书的三个中文版本，其中有两个还是签名本，足见我与《一百个人的十年》缘分何其深厚了。
大冯八十年代作品的签名本，我还收藏了1982年9月初版《意大利小提琴》、1984年5月初版《冯骥才选集》（三卷本）和1988年2月初版《海外趣谈》，这三本书都是百花出版的。其中《海外趣谈》的扉页上还嵌着一个醒目的纪念印章，印文为“骥才画展”。这个印章标明：此书是在大冯筹备自己首次画展期间题赠给我的。正是那次画展使我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画家冯骥才。
二
大冯善画，这在天津文艺界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在九十年代初期突然收起钢笔改用毛笔，爆发式地集中创作绘画作品，却是大冯的一次出人意料的“华丽转身”。似乎没有预兆没有过渡也没有热身，一出手就是一个成熟的大型画展，这在旁人看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而我则是一个全程关注并参与其间的观察者，对个中情由深谙熟知。那段时间，大冯经常是在完成一幅得意之作后，立即打个电话来：“有空吗？来看看我新画的画吧！”只要时间允许，我会立即飞车赶到他的小小画室，品茶读画，清谈半日。很多感悟和妙论都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中，自然流泻而出。
我与大冯那篇关于文学与绘画的对话《一个作家的“画语录”》，就是在无数次这样的读画清谈中，妙语荟萃，集腋成裘，合作完成的。这篇对话在1991年4月间大冯首次画展开幕之际，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在《天津日报》上，随后收录在大冯的第一本画集《温情的迷茫》中。这本画集也是大冯题赠给我的第一本绘画作品精选集；1999年，我也把这篇对话收录在文化对话集《问道集》中；时隔16年后，大冯又把这篇“画语录”收录在2007年出版的美术文集《文人画宣言》（珍藏本）中。我为此感到欣慰，因为这至少说明，我们当时谈论的话题在经历20年风风雨雨的检验之后，依然历久弥新。而在大冯那间窄可容身的小画室里，我们在诗画交融中所度过的那些宝贵时光，不光收藏在我们的记忆中，也珍存在我们各自的著作中，永久地见证着我们的书缘和友情。
以1991年春天在天津的那次画展为开端，大冯连续在山东、上海、北京等地举办画展，随后又把画展办到了海外。由此，作家大冯成功地向世人展现了画家大冯的神韵和风采。而作为画家的大冯，这些年也陆续出版了多种画集。我的冯氏画集签名本的单项收藏，除了前文提到的《温情的迷茫》之外，还有杨柳青画社与现代出版社以及台湾汉京文化联合出版的大画册《冯骥才画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画外话·冯骥才卷》《水墨文字》以及《戊子之春·冯骥才戊子画展作品集》等。
在大冯首次画展的一年以后，我决定南下深圳。在与大冯告别时，他表现得十分不舍，并且断言：“我料定你在深圳坚持不到两年，两年以后一定会回来的！我可以在天津文联给你留个位置，等你回来直接来上班就行了！”我对此笑而不答。临别时，大冯赠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的散文集《灰空间》，还给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是四个同音字：“人仁忍韧”。我深谙大冯在这四字箴言中所寄寓的深刻含义。
令我感动的是，两年之后的1994年，当我回到天津，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展厅里偶然碰见大冯时，他当着众多熟人的面直言问我：“侯军老弟，整整两年啦，你该回来了吧？我在文联还虚席以待，等着你来上任呢！”我惊异了，忙问：“你还真给我留着位置啦？我还以为你是随便说说呢！”大冯说：“笑话！这么大的事，我能随便一说吗！”彼时彼刻，除了感动，我实在无话可说了！
后来，大冯在给我的散文集《收藏记忆》所写的序言中，也曾委婉地提到这段往事，他说：“在我看来，侯军的写作才华一直被压抑着，所以我曾经几度想把他从报业中‘解救’出来。特别是得知侯军南下深圳办报后，不免为他惋惜。见面时我把这种惋惜告诉给他，他却笑而不语。后来，从他主编的报纸中，慢慢地看到了他另一种价值，那便是这些报纸的版面，带着侯军的个性气质。他的宽广、深度与兴趣……因使这些版面增加了纯正的文化内涵。”
显然，大冯是理解我的。他从我的文章中读出我南下的另一种价值，就像我从他的画中读出他内心的诗意一样。
就在1994年那次回津时，我应大冯之邀，参观了他以冯氏先祖、汉代名将“大树将军”命名的“大树画馆”。大冯一边给我讲解挂在墙上的新作，一边畅谈自己一手拿钢笔写稿，一手拿毛笔画画的构想，兴致勃勃，壮怀不已。
三
1996年2月，我回天津过春节，前往大冯家里拜年。大冯拿出一本由他主编的摄影集《旧城遗韵——天津老房子》题赠给我，神情有些黯淡地说：“老弟，你知道吗？天津老城里要改造了，那些最有天津味道的小胡同、老宅子都要拆掉，你下次来可能就看不见了。这本摄影集就是这些老房子的遗容，你留个纪念吧！”我闻言，怦然心动。天津老城里是我自幼生长的地方，我对那里的小街小巷，对我住过20多年的小胡同真是一往情深，尤其是南下之后，我对津门老城更是魂牵梦绕。怎么，这些寄寓着远方游子梦魂的老房子都要消失了么？
大冯无奈地点点头。他说，呼吁过多次，也提过多次提案，不管用。文化人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是百无一用啊！这本集子就是我组织的一次文化行动，我在序言里还特别说明，这是一次文化行为的记录……
我从大冯那带有几分感伤又有几分激愤的话语中，听出了一种深深的忧虑。随后，我又从大冯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读到了一种深刻的文化思考。
没有谁派他去做，也没有啥功利的追逐，大冯毅然决然地走出书斋，走出画室，走向街巷走向田野走向民间，走向那些即将消逝的中华文化遗存。报章上不断披露着他的行踪，总是那样步履匆匆无暇喘息。大冯在诸多努力均告失效之际，不得不以一次单枪匹马的行动，来表达一个文化人的最后抗争：他在推土机进场当天，独自一人来到估衣老街口，搬来桌椅当街一坐，向过往的市民签名派发为这条老街制作的街景“遗照”，没有宣言没有演讲，一切尽在不言之中。附近的市民奔走相告，涌向老街，排起长队领取老街照片，如同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仪式，与大冯一起向老街“告别”。我在遥远的岭南初闻这个消息，顿时泪湿青衫——我不禁联想起当年张翼德单枪匹马站在当阳桥头，阻挡曹操大军铁骑的形貌——与一篇小说和一幅绘画相比，大冯的这一次“行为艺术”，不是更有震撼力和辐射力吗！
由此，我对大冯的选择增加了几分理解。此后，每每遇到关心大冯的朋友感到不解感到惋惜，觉得大冯正值创作的旺盛期，却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和财力去“抢救民间文化遗产”，是浪费才华是耽误时间，我就会给他讲一讲这个故事，给他们看一看那本《旧城遗韵》，告诉大家：冯骥才如此投入地抢救即将逝去的文化，对于我们这个正在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大冯为《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一书所写的《书前短语》中，我读到这样一段“夫子自道”：“我喜欢把思想转变为一种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才有实在的成果。于是，常有人好意相劝，要我莫把光阴等闲过。说我用至少写作几部大型作品的时间，去与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相抗，有点像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收获无多，所失不小。我却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是不是为你所爱的付出了，付出过程的美妙总是高于一切。我喜欢这样一种付出——即使这付出含有某些悲壮的意味。”尽管大冯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完美的回报，譬如估衣街还是被拆掉了，但毕竟保住了估衣街中最珍贵的一段“瑞蚨祥”老商号；许多老租界也被破坏了，但是老租界的核心部分五大道总算留存到今天，并成为当今天津旅游的一个独特亮点；老城区虽然拆除了，但依照大冯的建议而成立的“老城博物馆”，总算为老城里留下了一丝残缺的记忆……
十年之后的2006年，我再次去看望大冯，他在新建的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院长办公室里，与我笑谈往事。他带着我参观这里陈列的各种土得掉渣的民间艺术品，泥塑、剪纸、年画、木雕、刺绣、玩具……很多都是曾经活在百姓日常生活之中而今天已然踪迹难寻的老东西，大冯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它们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被他请进这个艺术殿堂……
这次见面，大冯题赠给我一本新书《珍藏五大道》，这也是一本摄影集，大冯在序言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记忆的原由，乃是对过往的人生一种珍惜；对将要失去的生活与事物的一种执意的挽留。……世上一切老街都是时光隧道。当然，这只是对曾经在这些老街上生活过的人而言。”很遗憾，我并没有在五大道生活过，我生活过的老城里已经荡然无存了。幸好，我还有一本大冯给我们“抢救”回来的《旧城遗韵》，还有一家“老城博物馆”，我要谢谢大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