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咖啡中的经济学
19、20世纪之交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由此带来日常生活的极大便利。但凡只要有钱，就几乎没有办不到的事。“要吃外国菜，就直接去西菜馆，要吃中国菜，更其容易，说明广东菜、云南菜、福建菜、四川菜、徽州菜、北京菜，……等等，由自己任意拣选。并且，预备大吃，可以到大的菜馆里去，预备小吃，可以到小的菜馆里去，预备最低限度的吃，可以到小饭店里去吃。至于大菜馆和小饭店苦乐之悬殊，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大大小小的餐馆更是铺天盖地，文人自然也是“口福”不浅。施蛰存曾经还挨过穆时英的“教训”：“听说你出医院的第二天就在冠生园吃炒广鱿，我真替你担心。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贪嘴！”即便是刚出院也不忘记跑去大菜馆饱食一顿，慰藉贫瘠的肠道，文人实在也是生活中人。
上海与杭州另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上海的茶楼并不兴盛，但是咖啡馆却十分流行。民国时期的上海文人多喜欢坐在西式的咖啡馆里畅谈文学诗歌，阳春白雪似乎在咖啡馆里才能够显得更加“洋气”，以至于很容易形成一种所谓的“咖啡文化”。留学西方或是日本的文人到上海之后，其日常生活方式即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如鲁迅在上海居住期间，也养成了喝咖啡和进电影院的习惯，他在最后十年间共观看了一百多场电影，出入咖啡馆的次数更是多得无法统计。
大抵，民国时的咖啡馆是一种上流社会的标志，这在喜欢处处“赶时髦”的上海人心里是心照不宣的。“咖啡店的布置，都趋重于西洋化，清洁而精致，并且选用妙龄女子充当招待，更能投青年人的所好，所以他们的顾客，也以青年为最多。”环境清雅，出入的顾客也必然多以着装正式的上流人士居多，这也是文人们愿意选择去咖啡馆的一个原因。那时比较有名的有马尔斯咖啡馆、大光明咖啡馆、马克咖啡馆、霞飞路的DDS咖啡馆等。张绪谔在他的《乱世风华》中记述当年DDS咖啡馆里的情形：
从楼梯上到二楼，才是喝咖啡的地方。由于名气大，位置适中，当时社会中上阶层凡是男女约会、谈生意，多喜欢在此坐坐，尤其文艺界人士喜爱这里别有异国情调的风格，几乎整天都座无虚席。情人间的默默相对、文人的诗情画意，加之楼下玩老虎机的声音，这就是DDS当年面貌的真实写照。……我曾在这里的吃角子老虎机上，中过此生唯一一次的Jackpot大奖，三个西瓜连成一排，一赔三百，真是幸运之极。
咖啡馆俨然成为文艺青年的所属地，大有如今所流行的“小资情调”。民国时期上海文人大都是通过写稿换取生活费用，他们自然要迎合大众的阅读口味。由此，接触各种新事物（如看电影、逛戏院、打回力球、喝咖啡甚至打牌、骑脚踏车等等）就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1927年，张若谷在《珈琲座谈》中如此描述当时霞飞路上颇有名气的巴尔干咖啡馆：
上海霞飞路的“巴尔干”为俄国人所设，这是我们在上海几家珈琲店中最爱坐的一家。我们一群，虽然都是自称为无产阶级者，上海最贵族的Marcel与Fedral二家，倒也进去喝过珈琲。但是印象最好的，还是这座亚洲的“巴尔干”半岛。
记得在今年四月一日的下午，傅彦长，田汉，朱应鹏与我，在那里坐过整个半天。我们每人面前放着一大杯的华沙珈琲，彦长还要来了两碟子似乎油煎肉饺一般的“片莱希基”，因为没有刀叉，我们就用手指夹着向嘴里送，田汉笑道：“像这样野蛮的吃法，同粗糙浓郁味道的食品，真是东方民族的一种特色。”大家说说笑笑，从“片莱希基”谈到文学艺术。时事，要人，民族，世界……各种问题上去。
这样的场景不是例外。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都有文人和一些所谓“文学青年”研究文艺、谈论时政的身影。
周作人曾说，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之间的调和。然而物质的欲求也同样徘徊在满足与不足之间。欲求的永无止境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会造成精神的流失。刘呐鸥在致戴望舒信里就对上海生活发出这样的感叹：
我要faire des Romances，我要做梦，可是不能了。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濛濛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那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那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我们没有Romance，没有古城里吹着号角的声音，可是我们却有thrill，carnal intoxication，这就是我说的近代主义，至于thrill和carnal intoxication，就是战栗和肉的沉醉。
显而易见，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上海文人，必然有着与杭州文人不同的气质，他们笔下所呈现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等就会存在差异。上海不仅是物质之都，也是新闻之都，任何事物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文人眼中，文人生活的多样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也造成了他们作品内容的复杂化和层次化；而长期生活在杭州的文人，则生活节奏的缓慢更多时候是带给他们闲适之感或思维的休憩。二者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他们创作中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施蛰存笔下会出现如此之多“性格女性”的原因，例如《散步》里刘华德太太，给孩子们必须买三友实业社出品的“二一二”牌布料，喝茶习惯将方糖放在红茶里。而在《手帕》一文里，他这样写道：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手帕对于妇女们的意义。我想，一方手帕之在妇女身上，与其说是一件实用品，毋宁说是一件像臂钏指环一样的装饰品。你没有看见妇女都把手帕栓在右腑下的钮扣间，或是把它折叠成为方胜的样子约束在臂钏中吗？……手帕被妇女们应用的时候，一定很少是抹拭涕洟用的。她们一颦一笑，要用到手帕；她们说一句话，要用到手帕，她们看一个熟人，要用到手帕，她们看一个素不相识者，尤其要用到手帕。总之，我们可以说她们善于在每一个动作中利用手帕，而她们的手帕也永远能够不辱使命，帮助她们增添许多妩媚。
这里的妇女们显然已不是个别的指称，而是泛指民国时期的上海妇女。原来实用的手帕在现代都市里却俨然成了一种装饰品，并且是妇女出门前必不可少的装饰品，其作用不逊色于胭脂口红之类。这种习惯事实上也是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的反映——摩登时代下的女人，前所未有地追求虚荣以满足自我的空虚。
陆小曼当年与徐志摩之所以最后决定驻扎在上海，就是因为这里是“唯一可以吸鸦片的地方”。陆小曼一到上海，“立刻卷入旋涡之中，故态重演，且愈演愈烈。酒宴，舞会，牌桌，戏院，一时间如鱼得水”。（高恒文：《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1页）造成徐志摩最后悲剧的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外，过于贪恋于上海的物质生活以及过分纵容陆小曼对都市生活的眷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从根本上说，文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文学观与人生观的深度与层次，另一方面也极大制约了其创作和学术成就的发展。
摘自《困窘的潇洒：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