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在《论“海派”》一文中指出：所谓“海派”就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从而形成“投机取巧”和“见风转舵”的陋习。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随即引发旷日持久的“海派”与“京派”之争，甚至连鲁迅先生也不吝笔墨，加入论战。有趣的是，作为沈从文的表外甥，自称“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倒是对上海一往情深：“我永远喜欢上海，虽然我年轻时代的生活无一天不紧张、不艰苦，我仍然怀念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替代。”

　　童年时代，黄永玉便喜欢模仿《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风格，在乡间壁报上画讽判当地流俗的漫画。儿童节父亲的礼物《漫画小事典》，对他来说更是如获至宝。他从中知道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张正宇、张光宇、叶浅予、张乐平……“三毛”、“王先生”、“小陈”等更俨然成为身边的朋友。不久，学校图书馆里陈烟桥、李桦、野夫等人的木刻作品也令他痴迷不已。为了心中的艺术梦想，涉世未深的黄永玉决意背井离乡闯荡江湖。辗转来到上海后，黄永玉与章西厓借居在虹口区狄思威路上的一间逼仄的房子。虽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倒也“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客中便有刘开渠、张乐平、张正宇、黄裳、汪曾祺等文化史上响当当的名字。尽管从早到晚不停地刻木刻，画漫画，黄永玉仍赤贫如洗。记得十多年前有次聚会，赵丽宏问黄永玉可会说上海话，老先生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讲了个有趣的故事。某日坐有轨电车去愚园路，买票后须找回三分零头，售票员装聋作哑。那时的黄永玉囊中羞涩，恨不得一个铜板分成两半花，哪肯轻易罢休，大声喝道：“找我三分钱。”无奈之下，售票员这才很不情愿地将零头找回，只是满脸愤怒，大骂道：“赤那，瘪三。”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黄永玉居然仍能将那句“海骂”学得惟妙惟肖。因此，那时若有人愿意买画，其心情便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兮”般兴奋。有一天，忽接苗子郁风来函，表示要买几幅木刻，价格随意，一俟收到作品，即从南京把画款寄来。可是画作寄出很多日后仍不见动静，黄永玉怒不可遏，气咻咻地一路杀向南京问个究竟，素来大大咧咧的郁风连连致歉。不打不相识，黄永玉与苗子郁风夫妇一生相伴相随。

　　后来，为谋生计，黄永玉一度往闵行县立中学任教。那段时间对他而言，最难忘的是收获与汪曾祺、黄裳的友情。沈从文与汪曾祺有师生之谊，便写信介绍他俩认识。每逢周末，黄永玉就进城住到汪曾祺的宿舍，两个穷光蛋一起谈天说地，不亦乐乎。黄永玉回忆：“那时，汪曾祺口袋里有多少钱，我估计得差不多；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他也能估计得出来。”所以，他俩常常去找在一家轮船公司任高级职员的黄裳。和黄永玉、汪曾祺相比，那时的黄裳收入颇丰，又兼有孟尝君之豪气，故而对这两个食客竟“负担得从容和潇洒”，毫无怨言。他们仨还结伴拜访巴金先生，由于汪曾祺与萧珊是西南联大同学，谈话也就变得无拘无束。“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在书里都写完了。他坐在椅子里，脸孔开朗，也不看人，那个意思是在等人赶快把话讲完走路，却又不像。他仍然喜欢客人在场的融洽气氛，只是难插一句话。”黄永玉说。

　　在黄裳眼里，黄永玉与汪曾祺虽穷得叮当响，却都是才气纵横的文化人。而汪曾祺对黄永玉更是钦佩有加。他在给恩师沈从文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间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做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算很大的功业了。”黄永玉也说，那时自己的画只有汪曾祺一个人能讲，“我刻了一幅木刻《海边的故事》，一个小孩趴在地上，腿在后面跷着。他就说，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跷上去再弯下来。我就按照他的意思刻了五张。”谁也不会想到，这对情同手足的挚友日后竟会渐行渐远！黄裳说：“无论对曾祺还是永玉，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汪曾祺去世十余年后，黄永玉仍无法淡忘那段远去的“同胞”之情：“要是他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惋惜与哀伤之情溢于言表！

　　1995年后，向来重情的黄永玉先生数度来沪，看望昔日友人黄裳、辛笛、方平、冯雏音等。在那浓得化不开的友情包围中，这位“湘西老刁民”似乎也回到青葱年代，眉宇间透着几分孩童般的淘气和天真。有一回，我们一起到“三釜书屋”探访程十发先生。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友，黄先生难掩激动：“我还保留着当年你的一些草稿，那些人物头像画得真好！草稿有时比定稿还要出色。你若想要，我可以把它们全部还给你。那些草稿可是我们友谊的象征啊！”

　　回到北京，黄永玉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上海能见到老朋友，心里的踏实快慰是难以形容的。在这里，说句老实话，‘友谊’都让‘运动’耽误了，临老才捡拾起来，身心不免有些温暖中的萧瑟。”我请老先生在留言簿上题辞，他提笔写道：“上海，过去是冒险家的乐园，如今是艺术家的天堂。谁不信，我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