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6岁开始学习写小说。所写小说的素材，都是从我自己的童年生活中吸取的。所以，从“作品”的题材内容论，我一开始学习写的，就应该说是“儿童文学”了。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写了小说可以去投稿，丝毫也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唯一的动力，就在于渴望给自己寻求一点可能的精神安慰罢了。

　　这样写啊写啊，写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仍然孜孜不倦地继续写。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连续写了两部中篇儿童小说，其中一部《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在正式动笔以前，先写了一个提纲，鼓起勇气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我很感谢中青社的编辑人员，他们很快就给了我回信，肯定了我的提纲，还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鼓励我早日写成正稿后寄去让他们考虑出版。结果，作品在1954年2月正式出版后，便很快受到了社会上各方面的热情鼓励，不仅被改编成儿童故事片电影《哥哥和妹妹》在全国公映，还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外文在国外出版。

　　到了1956年年初，我有幸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雨亭叔公的双筒枪》，也同样也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鼓励，还被中央四部门联合遴选，翻译成四种外语，送到布达佩斯去参加了当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有关文学活动。

　　这以后，我的创作自信心极大地增强了，又先后写了中、长篇少年小说《刚满十四岁》《野妹子》《湘湖龙王庙》《小小男子汉》等不少作品，正式走上了儿童文学的创作道路。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不论严寒酷暑，也不管环境好坏，我都一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儿童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地探索和追求，希望能写出真正让自己完全满意的作品。这样，到现在我大概出版了约有30本左右的儿童文学作品。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真正让我自己完全满意的作品，还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愿望。

　　回顾以往的创作历程，唯一值得我感到欣慰的，写作已经成为我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今年我已经是一个88岁的高龄老翁，但仍然像以往一样，丝毫也没有丢弃我手中的笔。

　　不久前，在住家小区的公众场合中，我遇上了一件令人揪心的家庭暴力事件，其中还牵涉到一个10岁左右遭受迫害的男孩子。这场让我亲眼目睹的家庭暴力事件，给我感情上的震动极大，使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特别同情那个男孩子，小小年纪就生活在这样悲惨的家庭环境里，多么令人痛心。于是，我有意识地在小区里作了了解，对知情的里弄干部作了访问，然后结合我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见闻和感受，加上应有的艺术虚构，写成了一篇名为《坏爸爸好爸爸》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曾在《新民晚报》全文连载发表，后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13年4月初版，到同年10月，已经连印了3次，累计印数已达34000册。这是我晚年写作生活中的一例。

　　我历来主张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既然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的文学，我以为，作品中的人文关怀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社会意义和社会作用，也正是在这里。我愿意为此而奋斗终生。

　　十日谈

　　我写童书

　　明日请看《这个时代，呼唤少年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