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的前身是巴金1953年创刊的《文艺月报》。那时我是一个边防军战士，文学青年。感觉与这个刊物相隔遥远。1956年初次到上海时，有幸认识了一批前辈文学家，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在《文艺月报》中担任编委，那份名单真的是十分显赫。等到我想给它投稿的时候，一场反右运动打断了这份梦想。一直到“文革”后，才有了可能。

　　记得1982年春天，我奉命到滇南前线参战，这一次云南之行，距离1957年奉命到云南接受批判已经二十余年了，真可谓情同隔世。在车站迎接我的老战友们，个个两鬓飞雪，相拥唏嘘。此后，昆明军区安排我沿着边境进行一次长途访问。记得途经大理洱海，在金梭岛一户渔民家里吃午饭，和几个同行者吃了半桶鱼。离去后，在车行中，思绪联翩。竟然浮现出一篇小说的梗概，而且先有了名字——《一个渔把式之死》。完稿后，我立即想到这篇小说应该给《上海文学》。因为这是我早年的愿望，把我自己最喜欢的小说给《上海文学》发表，虽然那些年我的主要创作不是小说。小说组编辑、我的朋友于炳坤，闻讯赶到武汉，正好与我共享完卷的愉悦。

　　1987年4月，整整一个月都在滇西北一座边城里，接待我的是当地一个年轻人的诗社，纯民间的接待。三月底到了那里，每天黎明即起，写一首诗，只写一首，三十天写了三十首。把我脑子里的忧虑、惆怅和逢场作戏的辛苦都留在遥远的闹市，索性过起纯粹“快乐人”的日子来。但是，一个月和一万年同样短暂，很快就悄然远去。临行那一瞬，看见一位烤太阳的老翁，他的背靠着土墙坐在地上，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三岁的孙儿，半闭着眼睛，敞开着胸怀，原本就没有过多的欲求，此时，拥抱着阳光和孙儿就足够、足够了。一大串香水蔷薇从墙头上垂下来，随着风微微摆动。世上还有比他更富有的人吗？着实让我艳羡不已。

　　边城十分荒凉、封闭，却非常清静。在那时，在那里，与世隔绝。每天黎明即起，踏着露湿的石板路，拜访全城所有的街巷，耳边听见的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偶而也会遇到一队起早赶路的马帮，头马打着喷嚏，睡意朦胧地忿忿不已。马锅头则远远向我打一个响鞭，以示敬意。萍水相逢，瞬息西东的邂逅，却让我怀念至今。我一生引以为骄傲的事很少，但我在那年春天的每一个黎明，和郁郁葱葱的山那边一轮纯净的、初升的、燃烧着的太阳的拥抱，真的算得上很值得骄傲的一件盛事了。因为她是我在过早冷却的灰烬中期待的那团火。而且还留下一组有关四月的诗稿。回到上海，首先看到这组诗的是《上海文学》的诗歌编辑周惟波，那时他是一位很“潮”的年轻人。当着我的面一口气看完诗稿，随即与我有如下一段对话：

　　“这是另一位白桦吗？”

　　“不！还是那个白桦。”

　　“你居然能够轻松若此，闲适若此，柔情若此，恬淡若此。”

　　我戏谑地对他说：“是吗？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再审阅一遍。”

　　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中他只朗诵了《四月》里的四句诗，作为他对自己的修正。

　　不久，收到《上海文学》月刊，组诗《四月》全文出现在豪华的版面上。后来，周惟波成了我儿子的朋友。再后来，这位年轻的朋友忽然英年辞世，使我十分怅然。（本文为节选）

　　十日谈

　　《上海文学》之缘

　　 花开朵朵，《上海文学》是棵锦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