崧泽，是西距青浦镇两三公里的小村庄，1960年以来，上海博物馆考古队在此多次发掘，发现了上海最早先民踪迹，从而把上海的历史一下前推至6000多年，彻底颠覆了“古代上海是个历史不长的小渔村”的长期误解。

　　距今五千多年的崧泽中层出土文物、墓葬遗迹相当丰富，并在长江下游地区具有代表性，被考古界首次以上海的发现定名为“崧泽文化”；以后崧泽遗址又被学术界评为了20世纪全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崧泽》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江南大型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报告问世，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亲笔为其题签书名。5月18日，崧泽遗址博物馆将对外开放，这无疑给我们真切感受上海先民为成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付出的艰辛和不朽创造提供了又一处精彩平台。 

　　1 美妙村名的由来 

　　崧泽的周围河港交错，农田棋布，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民间盛传这里曾是晋左将军袁崧的居址，后因袁被农民军孙恩所杀，皇帝特赐金头作义塚，葬在村北的假山坟。乾隆《青浦县志》记载：“相传晋左将军袁崧冢墓及居址在此。”宋绍熙《云间志》也有称“袁崧宅”，“《旧经》云：昔袁崧居此，因以为名。”不过，明嘉靖年间文学家陆深专撰《崧宅辩》对“崧宅”因袁崧得名提出了异议：“……此非崧宅也。崧家史非吴，兹何以有宅？按晋隆安四年，崧以吴国内史，来筑沪渎垒。明年，孙恩陷沪渎，崧遇害……”陆深认为袁崧既非吴人，隆安四年才以吴国内史派来督筑沪渎垒，第二年即为孙恩杀害，“晋宋六代避讳特甚”，不可能有人敢以祖宗和自己的宅第定名与地方。陆文又列举附近的“崧子里”等地名，都“因松以名”，并无袁崧的含义，相反“崧宅”却与靠近吴淞江的这一批沼泽地的客观情况相符。 

　　至于今天为何不见“崧宅”，出现“崧泽”，原因可能有二：其一，上海周围地区（甚至更大一些的地域范围）的人们，一般对居址宅基的定名确实习惯以姓称，如薛家宅、董家村、沈庄、凌家角等。而崧泽村内既无崧姓，又无崧名，加上陆深等一些名人早已对“崧宅”一名提出异议。其二，崧泽这一带地势特别低平，往往掘地一尺余就见潜水冒出；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中，又有不少属于沼泽地带的动物，证明古代崧泽确实是吴淞江流域的一个沼泽地。基于以上两点，人们考虑到“崧宅”一名的长期影响，促使他们产生了寻求一个既要保留历史传说，又要反映环境特征的新地名的愿望。这里北距吴淞江十几公里，南距佘山、天马山等上海仅有的几座山峰七八公里，一个“位于山峰、松江之间的一个沼泽地”，以“崧泽”缩写定名，当然是最最贴切，两全其美的地名了。

　　2 野生动物的天堂

　　很难想象，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曾是鲸鲨出没、虎啸阵阵、巨犀奔腾、麋鹿成群、百鸟争鸣、鱼翔浅底的野生动物的天堂。西部佘山、凤凰山、天马山上树木森森，东濒碧蓝大海，中部水草丰茂，呈现的是一派气候宜人、清新气爽的自然生态环境。然而上海多处发现的动植物遗留，孢粉资料，经科学鉴定，这是不争的事实。 

　　青浦崧泽遗址在距今约6000多年的马家浜文化（考古界以首次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的文化遗存归类所定的古文化名称）中，至少清理到了193个动物标本，我们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动物专家曹克清先生科学鉴定，发现有犬、獾、水獭、家猪、梅花鹿、麋鹿、牛、獐、乌龟、鲤鱼等，不少动物骨头出土时大都留有烤焦或砍砸的痕迹，显然是食用后的遗弃物。1976年直接挖到了一锅已被烧焦未曾食用的鹿肉。如果说如此众多的动物品种，丰富了上海先民的肉食来源，那么上海先民巧妙利用动物骨、牙制作的工具、饰物，还用玉、石、陶制作许多动物形生活用具及艺术品，则间接且感性地反映了上海先民与动物曾经的相互依存、美化生活的生动场景。

　　不过，在这些动物中值得一提的是，最早由上海鉴定获得的6000年前的中国独有的物种———麋鹿。雄性有特别粗壮、华丽开张如树枝的大角，体重可超过200公斤；雌性无角，体重也有100来公斤。至清末，野生麋鹿几乎已经被人类猎杀殆尽，只有一些被皇家作为珍稀动物圈养在他们享用的狩猎场内。1920年，随着中国最后一头雌性麋鹿死去，就此我国土地上失去了它们的身影。直至1985年由国家林业部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合作，在江苏省联合主办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之后的第二年，39头麋鹿才从英国伦敦装箱起飞，传奇般地重返故乡。

　　3 意义非凡的遗存

　　由于崧泽是上海最早科学发掘的大型古文化遗址，因此，这里不胜枚举的遗迹遗物几乎都可以称得上上海第一、上海之最，有些甚至是中国之最。 

　　1987年，在遗址西侧发现了6000年前的直筒型水井，井中出土了先民食用过后丢弃的鹿骨角，梅子核，烧饭用的夹砂鼎、釜的残片，还有一件完整的深腹夹砂陶钵。参考江苏良渚文化古井中有在陶盆、罐外编篮系绳，用来吊水的现象，这件陶钵极有可能是套有竹编篮筐的汲水器。经比照，崧泽水井是中国最早最典型的水井。 

　　2004年清理到的6000年前的房屋遗迹，面积5.5平方米，门宽1米，朝西北方向开启。门外还发现1个柱洞，说明这里可安支撑门廊的柱子。屋内有1个灰坑，应该是当年煮饭、烧烤的火膛。在流光溢彩、功能齐全的高楼大厦面前，这间复原获得的草屋低矮简陋得无法比拟，但它是我们的老祖宗得以遮风避雨，安身休憩的最早去处。它不仅仅是时间上值得夸赞的“上海第一房”，也是上海先民结束居无定所走向新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 

　　遗址在多次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些已经炭化了的稻谷堆积，经交浙江农学院游修龄教授鉴定，是中国最早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距今约6000年。虽然最新资料证明，我国栽培稻的历史已有1万年，但上海1961年的率先发现，在我国水稻栽培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遗址同一文化层出土了经专家鉴定为家猪的遗骸，和一件矮脚、短吻、小眼、大肚贴地、体态浑圆的家猪陶塑，反映了六千年前的上海人已经有了饲养业。从而证明上海先民当时基本摆脱了食物来源一直依靠狩猎、采集，完全依靠自然界被动获取的落后阶段，为上海先民进入文明时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76年，在崧泽距今5000多年的地层中清理到石料、石器半成品34件，是难得一见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场。 

　　崧泽石器半成品的发现十分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击打出坯形后再研磨完成的。它为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以前从未掌握的重要的规律性的信息：石器开料都是采用成形速度快，但损耗大的打制工艺；玉器开料都是采用速度较慢，但节省材料的线切割工艺。

　　4 精彩文物的宝库

　　崧泽遗址出土的石器以斧、锛、凿为主，偶有矛、纺轮。1995年发现的一把凸弧刃石斧，柄尾装饰有雕镂打磨规整的骨镦，与稍后不久出现的良渚文化良渚首领的权杖——豪华型冒镦组合玉戚相似，说明五千多年前崧泽首领可能有了权杖，这为推测上海先民的社会形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004年，崧泽出土的一件小玉琀，浅黄色，磨制粗糙，出自六千年前马家浜文化墓主的口中，它既非用于装饰，又无其他实用功能，应该是当年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意识形态用玉标本，是中国自此流传的、繁复的礼仪宗教民俗用玉的源头。 

　　崧泽中层的玉器以璜为主，有扁条形、桥形、鱼鸟形等，是颈项间的装饰品。玉琀都在口中。另有夹在耳上的玉玦等。上海也出玉材？1987年，笔者随同济大学的严钦尚教授等通过对佘山、天马山的考察，发现“上海最早期的人类当时制作石器和玉器基本上是就地取材的”。那是一种存在于一些岩石中相对细洁、色艳、致密的夹杂物。 

　　遗址中的出土文物以陶器为主，常见的有炊煮器夹砂鼎、釜、甗，盛贮器有罐、壶、盆、豆，杯，以及觚、瓶、尊、澄滤器、缸形器及小巧的兽首勺等。6000多年栩栩如生的家猪陶塑，5000多年的竹编纹特大黑衣陶罐、用途神秘的三口陶壶、实用与工艺成功结合的猪形陶匜等，虽非金银珠宝，但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工艺先进、独具风采，弥足珍贵。而中层出土的勾连纹灰陶豆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此器高15.5厘米，形似今天的高脚盆子适宜盛放菜肉果品。此器造型精巧，制作规整，壁薄匀称，陶工有意识地采用竹编器在力学上的合理结构，以镂空的工艺形式，使其产生出一种富有弹性神似竹编的立体造型，成功地摆脱了陶器固有的厚笨、呆板的缺陷。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创意，一朵多么了不起的奇葩。 

　　崧泽遗址的考古发现还有不少精彩的内容。如下层发现的第一具人类遗骸，是上海人六千年前的老祖宗，中层的母子合葬、难产孕妇胎儿葬、人头陪葬等奇异葬俗，无论在人类学意义还是人文意义，都非同一般。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崧泽人六千多年前的纺轮技术，居然至今还在被当地一些农妇纺线织物时使用…… 

　　崧泽，不愧为上海之源、上海之根，上海历史的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