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近来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因为获得由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此前，他曾获得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那是卡夫卡奖成立14年以来，首次将该奖授予中国作家。在2013年，阎连科还曾先后入围年度英国曼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在中国，阎连科是争议较多的作家之一。但是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他是备受关注而被争议，而不是因为备受争议才被关注。

　　正如卡夫卡奖授奖词中对阎连科的评价：

　　阎连科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很像赫拉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都对社会进行内部观察。无论从文学还是经历，阎连科都实至名归。他有着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力，最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这和卡夫卡的创作精神一样。

　　大姐床头是人生第一个图书馆

　　阎连科小学时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西游记》。那时他的大姐生病，老是腰疼，只能躺在床上。阎连科也不知道姐姐是哪里来的那么多书，一本接一本地看。晚上看得晚了，母亲老骂她怎么不熄灯。她就等大家睡了又点上煤油灯看。阎连科很好奇，想知道大姐到底看的是什么书。他在大姐床头看到了《西游记》。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充满浪漫幻想，这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年龄吻合，让他觉得读书是如此有趣。大姐的床头是阎连科人生的第一个图书馆，他完全是在大姐的床头看完了今天看来是“红色经典”的几乎所有小说。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世界上什么书好，也没听说过“四大名著”四个字，即使谈到《西游记》，也不知是四大名著。初中时，他同学的哥哥是飞行员，来信说可以寄来一本《红楼梦》，那也是孩子不能看的，只有省委书记和军长一级才能看的书。说了好长时间，终于给他寄来了。非常偶然的一天，同学给阎连科一本报纸包着的书，上面写着“红楼梦”三个字，阎连科为这三个字浑身发抖，紧张得不行，跑到男厕所打开一看，果然是想之念之的《红楼梦》。

　　青少年的阅读对阎连科的写作有着相当的影响。很多人说他的写作故事性比较强，有很强的矛盾冲突，这和童年时期的阅读密不可分。“《西游记》使我发现生活中确实有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去过县城，更没见过城市。但《西游记》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从我家到县城有30公里，十四五岁前，那里对我是一个梦想。而这种梦想，后来就转移到了小说中的奇妙、新鲜的世界里。”阎连科说，阅读的故事是他的另外一种人生，这和他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他认为四大名著中，真正对人有价值的是《红楼梦》和《西游记》，它们开辟了文学的另外两种想象的写作。

　　通过写作改变命运

　　偶然的机会，阎连科看到了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得知她因为写了这本小说就从下乡的农村调到了省城去工作，才知道写东西是可以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法。他得到启发，立马动念开始写作。因此，对于阎连科来说，“张抗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也是给他最大启发的人。

　　入伍时，部队见阎连科写过东西，便让他当了连队的文书。部队重视新闻，规定凡是在《解放军报》或国家级报纸上发一篇稿子，或者在省级报纸上发五篇，都记三等功一次。阎连科写得挺卖力，三年立了三个三等功，还入了党。

　　1985年。在写了七八个短篇后，阎连科写了第一个中篇《小村小河》，寄到《昆仑》却被退回来。不久《昆仑》编辑海波来商丘体验生活，由阎连科“全陪”了十来天。临上车他才敢把《小村小河》拿出来，给海波塞在后备箱里。三小时后，海波打来电话，说他看了一半就决定发表。这时，阎连科想：其实我能写好，写得让自己满意，让别人愿意看。

　　似乎是突然爆发出狂热的创作激情。他每天几乎玩命似地写，每年都发七八个中篇，《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中国作家》……速度快，产量高，光《收获》一年就两个头条。阎连科挺得意，觉得这么多东西都被自己“倒腾”出来了。

　　1995年，中国文坛掀起了作家文集热，阎连科也出版了文集。他把自己以前的东西都找出来，细细读，才发现不管别人怎么说好，总不能让自己满意。

　　“那么一大堆，有几个值得回头一读？都是在自我复制，一个故事翻来覆去地讲。我冷静下来了，决定放弃以前那种疯狂莽撞的写作，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结构和小说的技巧上。宁可少些，也要更好。”阎连科开始反思，重新探索小说创作。

　　立场也是一种人格

　　相对而言，阎连科的作品题材都会引起特别关注。他想，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写作和现实总是有那种“过分紧张”的关系。作家对现实和历史热切而个人的表达，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争议。莫言的《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三恋》、余华的《兄弟》等等都是这样。彼此的差别，就是有的作家会吸取教训，而有的作家却表现出了固执。

　　但他却从未试图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既然不关注现实，也同样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我为什么要那样的固执和冒风险？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这牵扯到一个人对文学的理解和世界观以及作家的个性问题。我是作家中少有的固执的人，又是个特别笨的人。”阎连科说，在写作中，自己已经浪费了很长的时间。现在，他无欲无求，日子也过得比一般百姓好得多，为什么不彻底放下包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呢？放下一切功利的思考，甚至是写作就不是为了出版这样最基本的想法。这不是破釜沉舟，也不是最后的选择，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写作态度。

　　这样的作品显然会使出版多一些波折。阎连科说：“对出版界表现出来的过分谨慎和闭关大门，我丝毫没有抱怨和不理解。”他设身处地想，对于“某些”作品，如果自己是出版界的负责人，也可能会把它拒之门外。但他不会因为这样就改变写作立场。立场，其实也是一种人格。

　　曾经，阎连科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可以坚持很长时间，让同行们咂舌。后来因为腰椎病他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每当他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流下泪来。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他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除去身体上的病痛使他感到沮丧，创作中受到挫折给他带来的无奈和绝望，同样无人能体会。

　　要有几次不为出版的写作

　　阎连科的作品中，最没有争议的是《情感狱》、《日光流年》、《年月日》、《我与父辈》等。“后者是亲情家族长篇散文，谁写都会说好。《日光流年》是很强的寓言性小说，和现实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它们和我的《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是我写作中的两类和两极，是一种矛盾的存在。” 

　　2005年，阎连科的小说《受活》获鲁迅文学奖。2006年，他又倾力创作了中国首部反映艾滋病的长篇小说《丁庄梦》，希望唤起人们对艾滋病人的理解，唤起人们从灵魂深处对人性乃至人性黑洞的警醒。

　　“老实说，在写作内容上，当一个作家明白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时，其实你的艺术想象正在被约束。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注重叙述方法和小说思维的作家，你的退让和收缩，其实已经收缩了你小说艺术的探索精神。”阎连科说，他希望自己一生的创作中，应该有几次完全不为出版的写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把自己从某种约束和自我约束中解放出来。

　　2013年，阎连科拿出了一部超级自信的作品。他觉得，任何小说都没有像《炸裂志》这样，写出我们社会那么蓬勃发展的力量，那种无可阻挡的朝气。　　

　　有人说，看《炸裂志》像跑步一样让人停不下来。读者在跑，书中的人物也在跑，但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这部小说背后更大的力量，不是怀疑或担忧的态度，而是提出一个社会不能永远长跑的问题。不停地在路上奔跑会出现什么问题，去哪里歇息、歇息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小说不论怎么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最后还是有着清晰的结局，整个炸裂城，所有的钟表、手表上的时针、秒针都在一夜之间不走了，有多半钟表的时针、分针、秒针都从表上、钟上掉下来。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坏钟表的垃圾场。在这部作品中，阎连科表现出对现实探讨的勇气。

　　有人认为莫言之后，阎连科是最有可能冲击诺奖的作家之一。阎连科说：“中国文学整体上越来越受海外关注，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最受争议是次要的，关键是你的小说要有一定的冲击力。”

　　有一个莫言获诺奖，足以让我们光荣很长时间，最重要的还是踏踏实实写作。阎连科说，自己和其他作家最大的差别，是个性上更倔一些。说到底，是性格上的倔犟导致自己今天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一加一必须等于二，不能是等于四？一个女人怀孕，都说是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为什么不可能是怀了三个孩子甚至四个孩子，变成了四个人、五个人，为什么不可能怀疑她有七八个孩子？别人是文学需要什么就写什么，我是文学需要什么，我不写什么。”阎连科说，被争议不等于是好作家，自己只是更笨一点，“今天我的性格仍然很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想，全部就是这么一个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