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是中国电影界损失巨大的一年，在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影坛的三位巨星相继陨落：三月八日，声誉卓著的电影女明星阮玲玉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饮恨自杀；不到半年，七月十六日，影坛元老、著名编导郑正秋因病阖然长逝；天妒英才，仅隔一日，在日本留学的青年杰出音乐家聂耳又在游泳时不幸遇难，年仅二十三岁。阮玲玉、郑正秋、聂耳虽身份有别，但却分属于电影界的几个最重要环节，且都在各自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逝世，让中国影坛陷入无限悲痛之中。
阮玲玉的真假遗书
1935年，正当阮玲玉如日中天的时候，这位风华绝代的电影女明星却因不堪忍受社会和舆论的压迫而仰药自尽，一时间举国震惊，其引起的震荡和葬礼的隆重，绝不亚于任何一位政治要人的去世。围绕着阮玲玉自杀的种种细节，一直为人所关注，尤其是先后披露的阮玲玉的两次遗书，始终是人们瞩目的焦点。
第一次遗书共两封，是当时正和阮玲玉同居的茶叶巨商唐季珊分两次提供给媒体的（文字、标点照原文）：
其一：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之又想，惟有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晚午夜，（续笔）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已经害死了我啊。
其二：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请你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然这样百倍的诬害我，但你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的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远护佑你的，我死之后，请你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之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他老人家步我之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还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阿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还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这两封遗书公布后，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原因是唐季珊叙述事发经过的供词有前后矛盾之处，遗书又明显有为唐季珊开脱之嫌，加上遗书原迹甚为顺畅，不像不工文墨又正当悲愤交迫之时的阮玲玉所能为，况且字迹也和她平素所写的书信颇见别异。假像终难掩盖，很快，一篇题为《真相大白 唐季珊伪造遗书》的文章发表在4月1日的《思明商学报》上，文章揭露说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实留下遗书两封，而唐季珊发表的却是他让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代写的，后梁赛珊为良心所迫，才将真正的遗书内容公布。1935年4月26日《电声》4卷17期转载了《思明商学报》的这篇文章，并披露了这两封真遗书。阮玲玉的真遗书文字不太通顺，且有多处涂改痕迹，显示了其当时痛苦矛盾的心理：
其一，给张达民的遗书：
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那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误，不应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
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给唐季珊的遗书：
季珊：没有你迷恋“××”，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
我死之后，将来一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后，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唯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至此，事情能理出些头绪来了，依此推理的话应该是：唐季珊提供的两封假遗书是在阮玲玉真遗书的基础上修改的，主要删去了对自己不利的话语，并作了相应美化。唐季珊在和阮玲玉同居时，和同住沁园村的影星梁赛珍也有暧昧关系，而阮玲玉的遗书中恰恰对此也作了揭露，唐季珊于是以此为要挟，逼迫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伪造遗书。梁氏姐妹和阮玲玉的关系一直很好，梁赛珍在阮玲玉追悼会上作的悼词中有“识姊近十载，相待如骨肉；年来比屋而居，过从尤频”之语，两人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而最终使梁氏姐妹良心未泯，让真相大白的原因，可能也正是这层已维系十载的姐妹之情。
影坛老夫子郑正秋
郑正秋可谓影坛老夫子，其从事影剧事业资格之老，在整个影坛人脉之厚、人望之高，无人可以比肩，连中国最早执导电影的张石川也要尊他一声“老哥”。郑正秋病逝后，著名作家田汉（田寿昌）亲笔撰写了一幅挽联发表在《明星》半月刊上：“早岁代民鸣，每弦繁管急，议论风生，胸中常有兴亡感。谁人抒国难，正火热水深，老成凋谢，身后惟留兰桂香。”这幅联语，不仅词语贴切，对仗工整，而且精炼地总结了郑正秋追求进步的一生，并对他作出了恰切的评价，熟悉郑正秋生平的人，从中是可以读出很多内容的。
在中国电影整整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也许最有影响、也最有代表性的类型影片，就是社会伦理片，而它的开创者正是郑正秋。1923年，在关乎中国电影前进还是衰退的关键时刻，郑正秋煞费苦心地编写了一部从片名到内容都百分之百地属于中国传统伦理范畴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一炮打响，从经济上给处于濒危处境的明星影片公司打了一剂强心针。可以说，《孤儿救祖记》成功地将电影这一外来艺术形式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现实社会糅合在了一起，确立了无声电影时代中国故事片的基本形态。这以后，《苦儿弱女》、《玉梨魂》、《最后之良心》、《挂名的夫妻》等一部部以家庭伦理道德为主题的影片陆续出品，“明星”由此走上了康庄大道，并进而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流大公司；而以此为转折标志，中国的故事片创作也从1923年开始，踏上了一条艰难的民族自创之路。
郑正秋集电影企业家和艺术家于一身，这一身份，使他既要凭藉电影“将本求利”，获取利润，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电影不仅可以供人娱乐，还应该给人启发，就像教师和医生，在育人和救人方面，电影负有不可推却的社会责任。郑正秋因此而提出了“营业主义加一点良心”的创作主张，也就是说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都要有所收获。而在实际上，郑正秋似乎更偏重良心，他曾明确表示：不能为了金钱而丧失天良。他本人也因此而成为那个年代最受人尊重的电影人。
郑正秋的追悼会于8月25日在位于贵州路上的湖社举行，参加者达二千余人，四周悬挂的挽联和哀幛难以尽数。追悼会发起者除明星影片公司外，竟多达三十个团体；而列名主祭的三人中，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后因吴临时有事而由市府李大超代祭）。从这些细节中均可见这位影坛老夫子人格魅力之伟大。
聂耳的两次追悼会
1935年7月8日晚，在日本东京，聂耳和他最亲密的朋友、青年作家张天虚作了一次倾心长谈。其时，距聂耳4月从上海到东京尚不满三个月，但生活已向他展开了一条广阔的光明大道。在上海，聂耳因成功地创作了《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一系列歌曲而蜚声艺坛。此前，中国艺坛一向只有学院派和偏重于民间小调的黎锦晖派，聂耳为中国音乐闯出了一条新路，替中华民族叫出了解放的呼声。到日本后，留学生们都耳熟他的名字，更会哼唱他的作品，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热情，并将他视为中国新兴音乐的开创者，这给聂耳以很大的鼓舞。8日晚，聂耳和天虚从过去谈到现在，直至深夜，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分手。谁料这一去成了永别。
7月9日清晨，聂耳踏上前往藤泽的征程。此行他是应朋友之邀，为日本新协剧团在京都、大阪的一次旅行公演去帮忙的，他提前出发，想顺便观光旅游。7月17日下午，聂耳和朋友来到鹄沼海滨游泳，一个多小时后，年轻的聂耳竟永远地消失在这异国他乡的波涛中，成了不归之人。
聂耳的死，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震动，8月4日，在房州馆山北条町的中国留学生海的家内举行了聂耳的追悼会，天虚、杜宣、蒲风、李华飞等五十余人参加。会场中悬挂着由杜宣书写的横幅：追悼聂耳先生大会，一个同学沉痛地报告了聂耳遇难时的状况，引起大家阵阵悲泣。有个女同学放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很快，大家就合着唱片唱了起来，留学生们一致决定，大家捐款出版《聂耳纪念集》。时隔80年，这本《聂耳纪念集》存世已极罕，见诸记载的只有寥寥几本。
聂耳逝世的消息在7月底传到上海，追悼会于8月16日在金城大戏院举行，1600个座位全部客满。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被推为追悼会主席，著名演员施超诵读祭文，各家电影公司都派出祭奠人员敬献花圈。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追悼会上由原班人马演唱聂耳作曲的电影插曲，如王莹演唱《凯歌》，胡萍演唱《牧羊女》，龚秋霞演唱《卖报歌》，陈娟娟演唱《小小猫》；而《大路歌》和《毕业歌》则因演员不在场而代之以唱片。追悼会当天，《电通》将画报的第7期改出“纪念聂耳特辑”，刊出聂耳的书信手迹、歌曲遗稿、生平照片和作品目录，还发表大量悼念文章，这些，今天都已成了研究聂耳的重要资料。
著名作家夏衍在其晚年出版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曾深情回忆了当年冒险出席聂耳追悼会的情景。当时，因上海地下党遭敌人破坏，夏衍正隐姓埋名，闭门不出。当他得知聂耳逝世的消息时，悲痛万分。夏衍和聂耳曾并肩战斗在电影战线，他还是聂耳入党的监视人。《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任务，也是聂耳从夏衍手中争取得来的。8月16日，夏衍化了装悄悄前往金城，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聂耳的追悼会，和自己的亲密战友作了最后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