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曾去医院探望草婴先生。病中的草婴先生无法讲话，我能做的，只是与先生的夫人盛天民聊聊往昔。

　　很多故事记不真切了，但她讲过的一些细节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一年365天，草婴坐在自家书房，就像上班一样与那些俄国文字为伴。一次，有朋友借住他家，早上刚聊了几句，草婴就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又比如，《战争与和平》中有559个人物，草婴就做了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他才开始动笔。还比如，在“文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自由职业者”草婴没有单位，千字50元的稿费，他拿了很多年。生了病只能到街道小医院诊治，即使有市委领导关照，医院也可能一拖再拖。有领导出面请他当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草婴拒绝了，他说：“我就是想把托尔斯泰全部翻出来，这是我更想做的事。”

　　记得去年年底代领“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前，盛老曾逐字逐句地跟我提前分享了草婴先生的获奖感言，“刚开始翻译，老伴就起了‘草婴’这个名字，这出自于白居易的那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翻译了70年，他说，希望世界郁郁葱葱、一片绿荫。我想起码他是无愧于读者，也无愧于‘草婴’这个名字的。”  

　　是的，草婴先生走了，读者会牵挂他，同行会学习他，历史会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