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鼎山在纽约一家康复中心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3岁。这位自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在中国报刊上开设专栏，在《读书》《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普及当代欧美文学的老作家，这一次，真的走了。由董鼎山生前好友参与编审的董鼎山晚年文集即将付梓，这位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用他的文章向喜爱他的读者做最后的告别。

　　他的文章　　 启蒙了新一代知识分子

　　耄耋之年的董鼎山，在爱妻去世之后，心情一直抑郁，但是，他的离世依然让身边的亲友和喜爱他的读者感到突然。就在董鼎山去世的前一天的傍晚，好友王海龙教授还与他通了电话，电话中两人讨论了董鼎山将要出版的文集的事情。王海龙回忆说：“电话中老爷子很兴奋，说话声音很响。没想到几小时后就成了古人。”

　　出版文集的事情是今年4月时商定的，那次王海龙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一起到董鼎山的家中探望他，与董鼎山相识多年的赵武平说：“那一次，董先生把自己没有出版过的文章都找了出来，跟我们‘托孤’，他说，我顾不上了，这些就交给你们了。”

　　受邀担任这部文集编审的王海龙介绍说，这部书稿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忆旧怀人；书人书事；谈情说性；时评杂忆；旧文新刊等几大部分。最后的审定、润色和编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明年将付梓出版。只是这一次，董鼎山不能在像2002年那次在国内的签售那样，和喜爱自己的中国读者面对面，为他们在书的扉页上签下名字了。

　　对于许多人来说，董鼎山的文章，打开了一扇窗，窗外是另一个世界。现居纽约的美国《侨报》专栏主笔、海外华文国际笔会前会长陈九称董鼎山是自己的恩师。他说，1979年在人民大学上学时，第一次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了董鼎山的文章。“不仅我个人喜欢他的文章，我们那一代青年学子是读着董先生的文章放眼看世界的。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年轻一代急需了解外面的世界到底什么样子，中国应该如何改变自己，走向繁荣和强大。回顾历史，那段时间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准备阶段。董鼎山先生的文字在客观上使他成为当年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启蒙者之一，他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介绍极大开阔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界，扩展了他们的思考，为他们后来承担改变中国的重任提供了动力，这些人至今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对此，王海龙也深表赞同：“董先生作品的价值最早在于启蒙，他为中国‘文革’后西方文学的荒漠引来了活水，播种了绿洲。其后他的影响在于信息量。他对西方文坛动向和作品观测敏感、行动快、报道评论及时。另外，他的价值还在于他的真性情。他敢爱敢恨，不掩饰自己的情绪，我笔写我心；他的思维富有人文主义情怀。他喜欢直率、简捷、言之有物的文风。他的作品和表述给自己的上述主张做了注脚。”

　　他的孤独　　写作与爱方能排遣

　　董鼎山去世的噩耗传来，他最小的妹妹董木兰悲痛万分。现居天津的董木兰，与二哥董鼎山的兄妹感情一直很好。董鼎山的妻子去世后，孤独的阴霾始终在他心头。有一天深夜，董木兰接到哥哥打来的越洋长途，“他对我说，很抱歉这个时间打电话给你，我实在是很想说话，但是，没有人能跟我说话……”

　　考虑到董鼎山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且身边很需要有人作伴，董木兰劝哥哥请一个护工。“在美国请护工很贵，一天要200美元。我对他说，你不要担心钱的事情，我儿子可以孝敬你。”那位护工后来一直陪伴董鼎山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日子。

　　除了远在天津的妹妹，给董鼎山最后的日子里带来宽慰的，还有他在纽约的公寓附近的一家上海餐馆。“他在电话里经常会流露出活着没意思的念头，他告诉我，唯一的安慰是自己胃口尚好。”董木兰说，自己全家去纽约探望哥哥时，去那家上海餐馆吃过饭，味道不错。行动不太方便的董鼎山，经常会叫那家餐馆送外卖到家。吃得次数多了，与餐馆的年轻老板也熟络起来。年轻的老板管董鼎山叫“董爷爷”，知道“董爷爷”喜欢吃甜食，经常送来可口的酒酿圆子，一大罐酒酿圆子，董鼎山可以当作好几天的早饭。

　　除了亲友和美食，写作是董鼎山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人生最后那段孤独的旅途中，写作，以及来自读者的关爱，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董鼎山与夜光杯的缘分，自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后不久便开始了。当时分管副刊的副总编辑沈毓刚（其佩），年轻时和董鼎山都是柯灵主编的《万象》的作者。1999年5月27日，沈毓刚在报社突发脑溢血去世，当天晚上，时任新民晚报副刊部主任的严建平，接到了董鼎山打来的电话。董鼎山在电话里说：“这次从美国回来，就想会会老朋友，见一次少一次了。不想得此噩耗，感到有一块大石头向胸前撞来。”叹息之后，他又说：“毓刚此次在报馆倒下，有这么多人送他，也算有福了。如果在家中发病而终，该是多么寂寞。”

　　斯人已去，天堂里不会寂寞。他留下文章温暖他曾来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