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先生仙逝已一年。

　　老先生最后一次进华东医院整整七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看望他，目睹这根红烛一点点燃尽的全程。近两年，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每当走进病房里，草婴先生静静地躺在床上，脸颊瘦削，双目紧闭，不哼一声，唯独在他耳边说一声“托尔斯泰”等，他会微微地睁开眼睛，定神地看看你。

　　在他走向生命的终点时，还在坚持……

　　草婴先生对人道主义的逐步认识也是有个过程。1955年，苏联发表了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部小说“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的意义，很快就把它翻译过来，受到了称赞，并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学习高潮。当然，受这篇作品的影响，写出了一批“干预生活”作品的作家被打成右派。草婴虽幸免落难，但在“文革”中所戴的帽子中有一顶为“漏网右派”。

　　更使草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充满激情翻译的《一个人的遭遇》，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悲惨的遭遇。“文革”中，草婴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吹鼓手”、“代理人”进而又成了“苏修特务”。他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全家因此遭殃。

　　正是那段经历，使他认识深化。草婴多次和我说，他曾反反复复思考，为什么他们要首先抓住肖洛霍夫，因为他们看到肖洛霍夫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通过人们悲欢离合的遭遇，揭示人性的坚强和美丽，这同他们竭力蹂躏人性，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正好是背道而驰的。他认识到中国非常需要得到滋育，要领悟托尔斯泰作品的精髓……

　　在众多俄罗斯作家中，草婴选定以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为主攻目标，开始了有系统的对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作品的翻译。

　　鼓舞草婴站在人道主义的战线上的是巴金先生，尽管他俩可以说是两代人，但是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巴老说：“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巴老的这些话对草婴的鼓舞很大。到1997年终于完成了这十二卷共四百万字的浩大工程。接下来又翻译修订肖洛霍夫的三卷本。 

　　巴老有一套《托尔斯泰全集》，这是俄罗斯在十月革命前1916年所出，这套巨著在国内仅有一套半。草婴提出能否借他把书中的200多幅插图翻拍下来，用在他的译著中，巴老欣然答应。

　　2005年10月22日，文联和作协开巴金追思会，草婴从医院请假参加，他的精彩发言长达21分钟。

　　草婴先生得过很多的荣誉。但在这些荣誉面前，草婴的头脑非常清醒，在2011年1月29日他在接受颁奖的时候，致辞：“……要反对专制、暴力、实现人道、博爱。这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理想。现在我年事已高，遗憾的是我的愿望和理想还未完全实现，寄希望于后人，继续努力。”

　　十日谈

　　冬至的思念

　　回忆起程乃珊，常常想去凯司令，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