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晚，是我和赵老师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一起主持。那年的主持人共有20位之多，极尽铺陈新千年宏大气象之能事。开场也不同凡响，实拍效果取代了动画效果，CCTV专号飞机越过了青藏高原的雪峰，掠过了内蒙古的羊群，划过江南的小桥流水，在全国各地挂上了鲜红的龙旗——迎接龙年的到来。忽然专机“飞入”了演播室。两人从飞机里出场，说完一大段开场白之后，主持人才出场。彩排的时候，都是我和周涛负责走位，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直播那天从飞机上下来的也应该是我俩。当时我们还为此激动了好一阵，心想这次开场可真算牛气，心里一直美滋滋的。谁想，接到台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一段是“朱军、周涛（代）”。到了录制备播带的那天，神秘人始终没有露出庐山真面目。我俩暗地琢磨，这是代谁啊？赵老师和倪萍？不对啊！我们猜了半天都感觉不着边际。历年春晚开始前，各个节目都会向观众保密，以便留有新鲜感。但对于我们这些内部人员来说，看过无数次彩排之后，惊喜已经不再了。而这次的开场，算是给我们留了一个悬念。大年三十晚上，谜底揭晓——晚会总导演赵安和张晓海阔步走下飞机，给高呼“大开眼界”的观众们拜年。 

　　服装的烦恼 

　　春晚排练进行的同时，另外一件伤神的事就是准备服装，台里只负责舞蹈演员的服装，其余像主持人、独唱演员的服装都得自备，而且也不负责报销服装费。1996年，我月薪700元，来北京闯荡这几年，我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梅梅又在读书，以那时候的经济条件，想做两套上得了台面的衣服谈何容易。有知情的朋友见我发愁，就给我支招：“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弟媳是开服装厂的，我们可以去她那儿看看。”于是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服装厂老板的大舅哥，在这位大舅哥的带领下，我和梅梅来到了一家小作坊似的服装加工厂，老板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士，看到我们非常热情，听说我来定做主持春晚的服装，她表示无条件支持。梅梅是个追求完美的人，虽然我们手头的钱并不宽裕，但她还是力求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为我做高标准的服装。生活的大多方面我都比她经验丰富，但在这方面，我非常信任她，为什么呢？一来，舞蹈演员的出身，给了她对时尚和审美天生的敏锐嗅觉；再者，学习了表演以后，她对舞台服装又有了专业的研究，而且她平时很注意对流行资讯的收集。就从这次开始，她自觉担当起了我的专属形象设计师。我一边听梅梅跟他们聊着服装的款式、颜色、面料，一边心里打鼓，这得多少钱？等到服装所有细节的问题都谈妥了，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咱的费用问题怎么算？”老板很热情地说：“还谈什么费用啊，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就可以了！”我一想，这怎么行，人家平时做的都是生活装，我们做的是礼服型的舞台装，连布料都得重新去买，这怎么好意思！我说：“怎么着您也得留个本钱啊！”她爽朗地笑着：“行了，别提钱的事了，就当交个朋友吧！” 

　　主持的礼服算是有朋友赞助了，但还缺一件中式长袍，因为晚会中间我还得和程前说一段串场相声。说相声我倒是不怕，之前在部队的时候没少说，但在春晚这么大的舞台上说相声，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于是，我想到了许秀林老师，他是我的智囊团和加油站。得知我要主持春晚，还要在春晚上表演相声，许老师兴奋极了，一个劲儿地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干，要拿出当年咱们使活时候的那种状态。”听到许老师的热情鼓励，我不禁眼中一热，从做人到从艺，许老师亲授我很多可以受用一生的道理。他曾经告诉我，现场乱的时候要小声说话，现场静的时候要大声嚷嚷，后来我真试过，现场没人听我说，我就后退半米，压低声音，马上就安静了。“有些话我以前对你说过，还想再说一下，小晚会要当大晚会去做，大晚会要当小晚会去做。不能因为春晚大了，就觉得自己小了。在舞台上不要耍机灵，要真心地和你的搭档交流，和观众交流，台上演火了，溜着墙根走，要是演砸了，要大声问有消夜吗？”听着电话里许老师熟悉的声音，我顿时觉得安心多了。我说：“您放心吧，我都记住了。”最后我上台穿的那件长袍，还是许老师帮我向北京军区一位说相声的同行借的。 

　　1998年春晚各方面都讲究推陈出新，我也顺应这种大趋势，在着装方面来了一回大胆的突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和梅梅对服装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朋友出国带回来了一本关于法国时装周的男装杂志给我参考。一身红色套装吸引了我的眼球，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是各种不同层次的红色。“夺朱非正色”，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朱红”象征着喜庆、庄重、热烈，在所有颜色中最为正宗，加上这又和我的姓氏还有那么点渊源，应该会是我的幸运色吧。我当即决定，今年春晚的服装就照着这身衣服做。外套、裤子、衬衫、鞋子，甚至于领带、皮带都是各种不同的红色，这对颜色的要求十分严格，稍微有一点误差，就会觉得衣服是重叠在一起的，非常难看。最后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剩下一件大红的衬衫让我们纠结不已。我和梅梅走遍了王府井、国贸、西单的各大商场，就是没有一件让我们称心如意，后来勉强买了一件差不多的回来，到家之后，我把全部行头穿在身上，总觉得那件衬衣和整体的感觉并不协调。看到那件衣服的上身效果不佳，梅梅皱起了眉头，丹唇轻启：“不行。”“领导”发了话，我们只能开始新一轮的搜索。最后连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都绕遍了，还是没有满意的，我打起了退堂鼓：“要不就算了，绕了这么半天你肯定也累了，再说咱西北男人什么时候这么精致过！”梅梅不为我所动：“你累了就先走吧，我必须给你找到才安心。你如果在春晚上丢丑，岂不是让全国人民都笑话。”她说得振振有词，还把一件衣服的问题上纲上线，我不禁哭笑不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旁边的一个市场里，梅梅发现了一件完全符合要求的衬衫，她拿着衬衫兴奋地往我身上比，一副大喜过望的样子。小店老板疑惑地看着我们俩，一件衬衫至于高兴成这个样子吗？！ 

　　“黑色三分钟” 

　　2007年的春晚结束以后，我们六个主持人集体失眠。原因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所谓“黑色三分钟”的乌龙事故。 

　　事过数年，直到今天，“黑色三分钟”还在不断地被人解读着。为了还原真相，使它不再被过度解读，在这里，我想说说自己亲历的“黑色三分钟”。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那年春晚由于前面的语言类节目超时，导演组临时决定把一个零点之前的节目调到零点以后，这样一来，上一首歌曲结束后，距离零点报时还空出三分多钟，刨去一段一分十秒长的固定台词，还多出将近两分钟的空隙。总导演金越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们六人时，台上的歌曲已经进入尾声，我们每个人都绷着神经硬着头皮上台。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不知道事先的预案能不能撑足那两分多钟。 

　　我们的预案是上台以后，说完固定台词，我和周涛再一人念两份贺电，随后进入倒计时，这事就算带过。只是张泽群即兴添加的对联影响了预案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