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岗位”不合法，“躲城管”是必需的生存技能;“收入”不固定，“打游击”是无奈的生活常态。他们在城市缝隙寻找生机，也寻找希望;他们给市民生活带来方便，也带来困扰。有他们，买小菜、吃早点、寻针头线脑确实方便，而卫生差、环境脏、治安形势变坏也确实存在，难怪市民“又爱又恨”。他们，就是马路摊贩。

　　乱设摊一直是城市管理中最难解的一道题。什么样的管理会有效？城管执法与摊贩摆摊的矛盾如何化解？昨天，市人大代表、市律师协会监事长厉明利用午休时间来到国年路实地调查。 

　　地处复旦大学附近的国年路，曾是乱设摊“重灾区”，两三百米长马路自然形成的“小吃天地”“小商品集市”已存在十多年。但最近一年多来，五角场街道定时定点定人管理这里的马路集市，附近交通环境明显改观。 

　　盼能有口饭吃 

　　昨天12时30分，厉明来到国年路，只见二三十个小摊正在“营业”，大多是卖小百货的。他与卖围巾袜子的女摊主有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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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巾多少钱一条？”“30元。”

　　“生意好吗？”

　　“最近不太好，学生放假了。”

　　“你们是哪里人？摆摊多久了？”

　　两名摊贩起初有点害怕，以为来人是执法部门的。当厉明亮出身份，表示作为人大代表来了解情况，她们的神情一下子轻松起来。她们说，都来自安徽。年长一些的小贩姓田，她指着旁边的文具摊说：“这是我老公的摊位，他吃饭去了。”年轻一点的姓李，穿着时尚，还染了发，34岁的她也有10多年的摆摊经历了。

　　田姓小贩说，她们以前在全市各地“打游击”，一见城管来了就跑，从闸北跑到虹口，从虹口跑到杨浦……去年春节后，国年路进行了大大整治，现在出了新规定，每天11：00-13：00和17：00-19：00可以路边摆摊，但绝不能摆到马路上。“大家觉得这样很好，我们有口饭吃，也不影响交通。”

　　田姓小贩告诉厉明，她和老公每月收入大概2000多元，一家人在上海租了房子，房租五六百元，儿子在上海的公办学校读初中，每月午餐费100多元，有时还要寄一点给农村老家的父母。“上海政府对我们挺好的，让我们的孩子在这里读书。”李姓小贩说，她的孩子也在上海读初中，不过要回老家念初三，考高中。她希望孩子能考大学，找份好工作，不要再像自己一样摆摊。

　　管要有点智慧

　　“城管管你们吗？”厉明问。“管的。他们

　　挺好的，到了收摊的时候，如果我们有生意，城管也不会催我们马上走，让我们做完生意再收。城管的马队长人很公正。”两人对现状表示满意。

　　“上海正在开人代会，你们知道吗？”厉明又问。两人摇摇头。

　　“其实，在人代会的会场里，好多代表也在议论你们。”“是吗？”两人非常惊讶。厉明又说：“大家都很关心在上海的各行各业的外来人员，他们的生计，他们的困难，还有春节回乡……要想一些办法，管好这座城市，让大家都生活得好一点。”

　　离开国年路，厉明表示：这两个小贩看上去生活蛮安定的。管理马路设摊，定时、定点、定人，这办法很好。在一个时段，也不影响市容，不影响通行。“关键是有序管理起来。”他说，“但是，城市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摊贩总量要有控制。”

　　不少代表对这个问题也十分关注，市人大代表龚伯荣说，对无证摊贩的管理要有持续性，不能紧一阵、松一阵，在市中心、大马路等一些严格不能设摊的地区，要严格管理。而对于老百姓因需求如买菜难而出现小摊贩，就应该引导到规范的渠道上去。

　　“乱设摊，一直是社会管理中最难的一道题。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对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要求高了，矛盾更突出。”市人大代表、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国弟说，还是要堵疏结合，可以因地制宜开设便民市场，比如潍坊街道针对买菜难，在小区里开设临时菜场，让流动车开进来。解决城市管理的复杂问题，需要大家动脑筋、想办法，需要有一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