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继离去

　　毕慧明师父还俗后当过餐厅经理，待人温文尔雅。六人初到智化寺时，他在胡庆学笔记本上写下“深入其乐，吹出真音，只争朝夕，延音不止”的勉言。而本兴师父，生有两儿两女，却坚持住在寺院里。他最大的爱好，是每晚雷打不动地喝下半斤白酒。微醺之时，他会聊聊自己的故事：小时候出去做佛事应酬，如何因吃不饱多拿本家的馒头；金鱼胡同那中堂家的法事，排场大讲究挺多；还俗后，服从公司安排离开北京去了外地，一呆就是十多年……此时的师父，更像是个失意的父亲。

　　但胡庆学几人当时的状况，似乎并未比老人们当年的境遇好上多少。六个人住在九平方米的集体宿舍。放下三张双层床后，就剩下一条能容人过往的窄道了，做饭、烧水、换衣服都得挤着。每人一个月发90元的生活费，吃喝穿用全要从里面拿。正长身体的大小伙子，一顿能吃5个馒头，他们很少买菜，餐餐馒头蘸酱就白开水。实在馋了想改善生活，去买点挂面，煮熟用凉水一过，拌着盐巴吃。衣服基本上没买过新的，连洗漱用品的钱都要精打细算。就连复习唱念乐谱的录音磁带，他们都舍不得买5元一盒的索尼磁带，要去旧货市场淘换5块钱十盘的旧磁带，自己用录音机消声后再用。即使这样，这90块钱依然不够花，还要让家里寄钱过来。

　　而最让人心灰意冷的，是当年的承诺（转北京户口），已经越发飘渺。因为经费紧张，哪怕申请几张抄谱用的稿纸和笔，都会经过严格的审批，有时候院方会要求张本兴代笔抄写——怕抄错了浪费纸张。到了1995年的时候，生活费涨到了200多元，可随着六个人步入成年，这依然是杯水车薪。胡庆学决定离开，自谋生路。父母在老家给他介绍了对象，面临成家立业压力的他正打算去学开卡车。

　　“当时的北京的哥轻松能挣1000多块。北京市的平均工资也到了500元。”胡庆学解释道，“哪怕在老家的工厂当工人，也能比在这里多挣一倍的钱。”他咬了咬牙，第一个离开了。1996年初，考下车本的他又回来学了一阵——一是因为没有学完，感觉“心里空荡荡的”；二是因为拿下驾照后有半年的见习期，不能开卡车上路，“闲着也是闲着”。到了1996年秋天的时候，剩下的五个人也因为结婚、找工作等原因，陆续离开。本兴师父没有挽留，他也明白，已经到了“留都留不住”的时候了。1996年，胡庆学22岁，他形容自己当时就像一个毕业生，不舍却不得不离开了“他的大学”。

　　曾经热热闹闹、响彻笙笛之音的智化寺，就这样冷清下来，又只剩下张本兴一个人守在这里了。这位时年75岁的老爷子，耳背越来越严重了，除非大声冲他喊话，否则跟聋人一样，没有反应了。

　　继续活下去

　　接下来的8年，6个出走的年轻人，其人生轨迹与京音乐再没了交集。胡庆学当了长途运输司机，一个月能赚两三千元。屈炳庆成为京郊一所工厂的车间主任。屈永增是村子里的泥瓦匠。岁数最大的林忠诚，在北京一家饭店当上了大厨。姚志国在老家开了一家馒头铺。胡庆友则在家务农打零工。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的毛头小伙，都已为人父，过上了平淡的日子。

　　2003年的冬天，一个突然的电话，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当时胡庆学正在外面拉货，接到智化寺音乐团主任孙素华的电话：“馆里想出一套京音乐CD，本兴先生还是想让你们来排练录音。”没过几天，孙素华拉着张本兴去了屈家营，请6个人回去。“本兴师父让我们赶紧拾掇技艺。”胡庆学摘下眼镜，揉了揉眼，“可我连管子都不知道放哪啦！”他翻箱倒柜一番，找出了当年那把奏管。谱子的录音磁带放在了一个大纸箱里，足有70多盘。抄谱的笔记本已经破烂不堪。兄弟6人重聚在一块，在本兴师父的指导下，大家“复习”、排练，然后录制了4盘CD共39首曲子。录音结束后，他们又回到了家乡，但心里都颇不平静。2004年3月份，孙素华又打来电话：“你们愿不愿意回来？一个月1000多块钱。政协委员已经提案了，要求保护传承智化寺音乐，以后国家会逐步拨款的。”“开车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可钱赚到什么时候是头啊？”胡庆学描述着当时的想法，“还是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吧！”

　　一个月后，6个人再次回到智化寺。这次，他们不打算再走了，潜心在寺院里排练学习。六人和文博交流馆也签了合同。此时的张本兴已经轻度中风，只能每周在子女的护送下过来指导几次。2006年6月，京音乐与京剧、昆曲一同入选首批国家非遗名录。那段时间，大量的媒体涌入智化寺采访，而胡庆学6人也开始定时向公众表演京音乐曲目。2008年2月份，文化部为张本兴颁发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证书》。他去世前夕，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发声。但徒弟几人去看望他时，干瘦的老人的眼睛里冒着光，分明想嘱咐些什么。同年年底，这位执着于京音乐保护与传承的老人，悄然离世。智化寺当年的老僧人中，只剩下毕慧明师父在世，但也已身患老年痴呆症，没有了正常的意识。

　　胡庆学几人身上的担子显得无比沉重。几年来，他们也先后收了两批学生。但和当年原因一样，短短的时间里，徒弟们就把师父给“炒”了。为了应对一些演出活动，馆里邀请了一批社会志愿者和音乐学院的学生过来学习，以达到短期内大规模的舞台效果。学生们将“工尺谱”转化为五线简谱再演奏，可以快速地和老师们配合，尽管气势宏大，但胡庆学还是觉得“少了一丝韵味儿”。“现在还是要将京音乐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让传承和表演分开来做，未尝不可。”智化寺文博交流馆馆长薛俭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从2010年开始举办的三届“智化寺音乐节”里，多达9人甚至十多人的京音乐表演就是以这种方式排练出来的。“演完了就走了——人家高学历的学生，愿意留在寺里学上几年么？”屈炳庆摇了摇头。

　　除了难寻接班人，更现实的生存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这不仅是京音乐，也是中国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同命运。因为没有正式编制，胡庆学他们的基本工资一直保持在2000元左右的水平。近几年他们多了一项收入来源：一天10元的演出费用——上午三场，下午一场。“一场两块五。”屈炳庆苦笑着说。而一旁的胡庆友调侃道：“现在的泥瓦工，一天能挣160块。”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胡庆学常去北京大屯、望京一带的社区为逝者做法事；屈永增则找了份夜间保安的工作；屈炳庆和胡庆友则和一些寿衣店建立渠道，却一年也“等不到几个送殡吹丧的生意”；而大师兄林忠诚，早在四年前就离开了智化寺，做小生意去了。

　　“智化寺京音乐属于雅乐，我们希望在传承的同时，保持它的身段。”说到这，薛俭也一筹莫展，“我们也在争取户口和编制，解决传承人的后顾之忧，但条件有限。”而就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音乐节闭幕式上，一位老领导表示，争取让京音乐进入长安大剧院，和京剧、昆曲同台表演。

　　今年10月3日下午的表演，是半年内的最后一次演奏——10月8日以后，智化寺闭馆修葺，2013年5月才重新对外开放。屈炳庆中午喝了点酒。几个小时前，他红着脸开导了一位前来“探讨极乐世界”的大学生：“回去吧，这没有和尚。人死了，才能进入极乐世界。我们都还活着，那就得生存……”

　　对于他们今年的最后一次演奏，两位听众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

　　“holy（神圣）。”一位外国女游客想了好半天才形容道。另一位听到半截便离开的中年妇女则说道：“恕我直言，听着有点像丧乐。”

　　摘自2012年第11期《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