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不知道他就是罗洛，只知道他叫罗泽浦，我跟着大家叫他老罗。可是我知道他的爱人叫杨友梅，而且很熟悉，因为她是我们文学老师。当时她在《青海湖》编辑部工作，编发过我的散文。但是我没见过编辑部的人，包括杨友梅。那个年代，稿子写好后装进信封，剪去一个角，写上“稿件”二字，可以免费寄往全国各地的报刊。编辑部对每篇来稿必有复信，不管刊登与否，且落款不留编辑个人名字。1964年，我加入了青海省作家协会不久，参加了青海省文联在西宁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才看到了包括杨友梅在内的《青海湖》几位编辑。杨友梅是一位很安静的女性，座谈会开始前她不受任何干扰地埋头写着什么，只是冲着我点了点头，表示打了个招呼，又继续忙她的了。这种看似轻淡、静怡的状态却给我留下了十足的分量。我就这样认识了杨友梅。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人告诉我杨友梅原来是《萌芽》的编辑，下放到了青海。

　　我真正和杨友梅接触多起来，是在她调到青海人民出版社，当时我已经调到北京总后勤部宣传部。我认识罗洛也是在这时候。她编辑出版了一本《蜜蜂赋》散文集，选用了我的两篇散文《雪原采春》《沙漠里的海》。不久，杨友梅在我重返高原途经西宁时，她主动提出要给我出一本散文集。说实在的，出版一本自己的作品集这是早就埋藏在我心底的渴愿。

　　这时我想到了一件往事。1964年，我把我发表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青海湖》等报刊的散文，约10万多字，贯题《青藏线上》，寄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这是我第一次出书。编辑部收到书稿即刻回信告诉我，留用。可想而知，对一个在遥远边疆的汽车兵而言，这是多么激荡人心的消息。不幸的是很快燃烧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扑灭了我的美好心愿。书稿搁浅在出版社一放就是10年，生死未卜。现在杨友梅提出给我出书，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部书稿。我便给上海写信询问此事。说实在的，我基本上没抱什么希望，10年中连众多的出版社都被砸烂了，一个无名作者的书稿还能幸免吗？但是那部书稿都是我从报刊上剪贴下来的样稿，好些只有一件。我只是写信碰碰运气。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出版社很快就退回了书稿，并附一封信，说明他们的出版业务已经停止，何日恢复尚难确定，对我表示歉意。上海给我带来的一次次感动至今萦回心头。

　　我给杨友梅讲了《青藏线上》的不平凡命运，意思是探问她可否以此为基础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对作者要求苛刻的杨友梅，明确地告诉我，这本书所有的作品必须是原创，发表过的一篇也不收入。这样我就要调动我的高原生活积累，在北京创作大约20万字的散文。罗泽浦就是在这时候走进我的视野。他在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来北京出差的机会比较多。为了及时掌握了解我写作的进程以及出手作品的质量，她让罗泽浦出差来北京时，带回西宁一部分我写出来的散文。她读后提出修正意见，再让老罗出差时顺便捎给我。这本书的稿子我大约写了半年多，分三四次让老罗捎到西宁，然后他又带着杨友梅的意见捎回北京让我修正。每次老罗一到北京，总是提前给我打电话，站在我们单位所在地的万寿路地铁口和我接头，交换稿件。我估摸了一下，我们这样的“接头”不少于七八次。老罗是一位很质朴很敦厚的人，言语很少，办事格外认真。我多次叫他进我们单位歇一歇喝口水，他都笑笑婉拒了。

　　1975年11月，由杨友梅责编的我的第一本作品集《珍珠集》，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的那篇散文《夜明星》，1978年3月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我知道罗泽浦就是著名诗人罗洛，是在给他平反后调回上海担任了上海作协领导，这时杨友梅也调到《收获》杂志社工作。许多人通过《夜明星》知道了我的名字，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罗洛和杨友梅为我的这本书和这篇散文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今天我写这篇短文，也是告慰罗洛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