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我接到由统战部门转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竟是失散多年的堂兄从台北发出的家书。堂兄解放前去了台湾，从此一道海峡相隔。堂兄有一个女儿结婚后，恰好女婿在香港经商，便全家一起移居到香港。

　　1984年中秋节，堂兄和嫂子从香港启程，踏上回乡之旅，因堂兄在电报里嘱我接机的地点是上海虹桥机场或杭州机场，写得模棱两可，我自作聪明，独个先赶往杭州恭候，上海则让妻子去“守株待兔”，还自以为是“两全之计”。未料，我在杭州机场扑了个空，工作人员告知：这趟航班改飞上海。这可把我急坏了，当年市面上还没有手机，无法及时联系，而妻子不认识我堂兄，也无功而返。我一边去当地统战部门求助，请他们与上海统战部门联系找人，一边租车连夜径直折返回沪。我催促司机加大油门高速行驶，快到枫泾一弯道时，由于车速太快，竟失控撞上一棵行道树，接着车子便陷入路边一条浅水沟，动弹不得。交警赶到后作了违章罚款处理，我的前额也被撞出了一个大血泡，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回到上海，堂兄和嫂子已住进了华侨饭店，但我心里总有些不安。

　　来而不往非礼也。1986年中秋节，我经公安部门批准去香港会亲，看望堂兄。考虑到堂兄年事已高，说好不要来接我，因此没有事先告知他抵港的具体时间。我的堂兄住在九龙荃湾，火车到九龙塘站下车后，还要转乘地铁，我按图索骥摸索着，但毕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半晌还是找不到地铁站。更令我犯傻的是，我听不懂粤语，用普通话问讯时，香港同胞也听得不十分明白。不过，香港的出租车很多很方便，司机的服务态度堪称一流。正当我在街头徘徊之际，有好几辆出租车竞相向我靠拢，我就近坐上一辆皇冠牌车子，司机是一个中年女子，她露着笑容用纯正的粤语问我去哪里，我用普通话重复了几遍，说要去“荃湾”，她点了点头，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车子戛然停下，女司机示意我下车：“先生，到了。”我心里有些不踏实，就拿出纸和笔写了“这是荃湾吗”几个字递过去。她接过一看，“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先生，这里是柴湾，不是荃湾啦！”哦，搞错了！“荃湾”和“柴湾”的粤语发音相似，一字之差，这可怎么办？

　　女司机镇定自若，还一迭声向我表示歉意：“我猜你是第一次来香港的吧？没关系的，是我没听仔细啦！”说着，她叫我坐进车内，便熟练地掉转车头，向荃湾方向驶去。途中，又生出一个小插曲：在某路口等待红灯时，我违规将头伸出车窗看夜景，被警察发现后，责令司机把车开到路边接受处理，警察一听我口音，便要我出示证件检查，当时我那本“往来港澳通行证”，被严严实实裹在行李包内，一时无法取出，警察一脸严肃地问：“是偷渡来的？”警察要司机把车开到警署对我作进一步调查。好在我报得出堂兄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当警署拨通堂兄家电话核实时，我堂兄正要向警署报案寻我呢！

　　香港会亲虽然一波三折，但值得高兴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司机，至今仍是我心中抹不去的一段美好记忆。

　　已是2013年了，但签证官把签证日期错写成了2002年，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