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我家迁出居住了整整五十年的高安路旧居，搬进了新居。撤离一所久居的老房子是需要很大决心的，何况是像我们这么一对老头老太太———那旧居已经是与我们身心粘连、以至融合在一起的一部分，一旦分离，实在恋恋不舍。 

　　在我们的大半生中，这是第七次搬家。生活的变迁不但记录了我和一家人的命运，也多少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变化。

　　1　租到半间泥墙茅屋

　　“长安居，大不易”；上海居，更不易。 

　　我是1948年成家的。我老伴与我从小相识，还有点亲戚关系。读初中时，她随兄去抗战大后方，由湖南贵州广西辗转到了重庆；我则由浙江去了西北，也是前缘未断，其间因一偶然的机缘，双方重新取得联系，书信往还十年，1948年先后会合于上海。 

　　结婚时，我们没有固定居所。那时候租房要先付押金———也就是保证金。一间十平方米不到的斗室，也得一二两黄金；一个亭子间须五至十条“小黄鱼”。空房子有的是，但是我们没“黄鱼”。我们找了三个月，毫无结果，无家可归时只得在工作所在集体宿舍暂时挤一挤，或在亲友处“打游击”。（那得忍受多少别人的白眼和抱怨哦！）幸亏，一位同事萌发同情怜悯之心，在杨树浦郊区的引翔港给我们租到半间泥墙板壁茅草顶的住所，不用押租，每月只需付相当于三斗米的租金。他自己也住那儿，与人合租，只需二斗半。因为全是同乡熟人，所以不需押金“保证”。 

　　我们新居唯一的设备，只有一盏没有灯罩的15支光电灯和自己购置的一张木床。因为是新婚，倒也并不觉得苦。那些日子，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外面解决，从大饼摊到小饭馆，有啥吃啥。 

　　几个月后，我们搬了第一次家。从杨树浦搬到了虹口区的欧阳路底的半郊区，还是一小间不收押金的“廉租房”，三斗米的月租。论当时的收入，我们也只有这么一点消费水平。我供职的是所文化事业单位，同事中有些人一直在争自由、民主，反内战、反饥饿什么的，因此屡遭当局打压，经济拮据，待遇很低，还常常发不出工资。 

　　欧阳路的房东是一个孀居的退休老女工，与我同姓，因为地处冷清的半郊区，她要找个可靠又没有小孩的房客，就把一间没有窗户的厢房租给了我们。这时候已是1948年的冬天。那些日子，国民党发行金圆券，物价大涨三四十倍，米店怕抢，白日关门停业。贫民窟里天天在传说北京、天津、徐州都在“大战”，蒋介石快完蛋了。 

　　临近上海解放的时候，我们的居住条件有了改善：经朋友介绍，我的爱人进了上海一所物资仓库工作。这个单位的负责人鉴于形势，想略施小惠笼络人心，把仓库楼上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小间“分配”给了她暂住，以便他自己不在时有人留守。这个仓库在外白渡桥北堍的武昌路口子上，离开我供职所在的北京路不远，步行上下班不过半个小时。这个居所的好处是让我摆脱了每月要为“三斗米折腰”再加上下班长途奔波的角色。 

　　我们在一几一榻、一个煤油炉的小间艰难容身，也在这里迎来了上海解放。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正在向河北面虹口、杨树浦一带溃退，我供职的是个不能停顿工作的单位，正处在苏州河南岸的敌人炮火射程之内。我们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那时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我们也没有停顿地跨入了新社会。

　　2　房里拉起两道幕布

　　我们搬的第四个家，是在虹口的塘沽路东口、近大名路处。这里是二战时期上海沦陷之际日本人占领过的一幢三层大楼。楼上原来铺着“塌塌米”，隔成许多小间。我们入住时同时还有不少南下基层干部和他们的随军家属住着。我们因为有了小孩，得请个保姆，否则大人不能上班。好在从乡下请的保姆，工薪也只需“三斗米”加供饭而已。两个人的世界，人口加了一倍，居住面积则扩大为一大间，约有二十个平方米。但设备很差，而且楼板是稀稀朗朗的狭窄木板（是为塌塌米而铺的楼板，需要透气），走路时很容易陷入缝隙，得像练武功“梅花桩”那样走路。 

　　梅花桩走了一年零几个月，我们又奉命搬家，住到了东长治路商邱路的一幢沿街旧大楼里，是二楼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公共宿舍大间。这时候她已从那个仓库调到市里的一个行政机关工作，我是作为妻子的家属入住的。那几年我们“一边倒，学苏联”，也不讲计划生育，提倡做“光荣妈妈”、“英雄母亲”，于是我们有了四个儿子。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大家工作都很忙，而且政治运动频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反、思想改造、民主改革、整党、三反五反、批判红楼梦研究、批俞平伯批胡适，批杜威，反胡风、肃反、反右派、反右倾，还有时时刻刻都有的政策学习加上学“毛选”、学马列……而且什么运动都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开始，都得参于其事或成为批判对象。家务实在顾不过来，家里请了两个保姆。这么一来，房子变小了。一间房间怎么住八个人呢？一到晚上房间里拉起了两道幕，隔成三小间，三条走廊，形成三个生活小区。比“七十二家房客”还要拥挤，也更尴尬。好在水火都不进门，一切都还能对付。 

　　难的是我每天晚上都有白天做不完的事，常常要加班“开夜车”。九、十点钟之前无法执笔。因此我都是吃了晚饭先睡一觉，半夜醒来再工作，做好再睡。还有一难，是一大家人开支较大，又要寄钱给乡下的父母贴补家用，有时候连预购下个月的公交“月季票”也没钱。

　　3　居然住进花园洋房

　　1956年春天，我们的住宅又发生问题。有一部分职工调动工作，去了新成立的单位，这一处公共宿舍同时划给了那单位。于是没去新单位的人不能再住，得自己解决住宅问题，而且要马上迁出。因为这一年大家已评定工资，多数人增加了收入。就国家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了。 

　　居住又面临1948年那样的困境。那时我们只是两个人，好办；而现在是八个———不，是九个，第五个儿子即将出世。这难度增加不止四倍。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我们面前出现了转机。原来此前不久，党中央开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会，提出“党要改善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周恩来代表中央讲了话，要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等等。一句话，善待知识分子，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困难户。具体办法不必细述，最实在的是上面拨给我们单位一套花园洋房。至于是不是要付房租？付多少？谁付？到时再议。 

　　符合分房条件的首先是我们单位的老专家某，他住在虹口一幢石库门的两层楼里，虽然有些破旧，但他觉得还适意，“一动不如一静”，不愿搬。还有两位老知识分子，各有住所，也不要。而且听说是“花园洋房”，他们深怕消受不起，敬谢不敏。轮到我了，我也存些顾虑：花园洋房岂是我们穷小子敢住的么，会不会因此而脱离群众？会不会引起别人妒忌？会不会沾染资产阶级习气妨碍思想改造？会不会付不起各种费用住进去又搬出来？……一喜一忧，患得患失，考虑得愈多愈不敢要。但在“后有追兵，前无去路”的情况下，也容不得踌躇不决，只得硬着头皮去试试。 

　　1956年6月底，我们一家九口终于赶在“七一”前夕住进了高安路口的那幢花园洋房。我们的全部财产只用一辆板车就装走了。搬家之前心理负担沉重，搬家却搬得轻松之至。 

　　这幢房子是从前租界时期外国人建造的二层别墅式小楼。底层是一米高的地下室，只为防潮，不能住人。房子本来是不错的，但年代久了，墙壁内的电线、自来水管、暖气管道都已陈旧。因为整幢房子分配给两家人住：楼上有三间住房，楼梯口的空间可作为客厅。楼下是大小两厅加一个餐厅，连接两间厨房。楼上有两套卫生设备、即今之所谓“大卫生”，楼下却只有一间“小卫生”。花园里另有一幢简陋的小洋楼，下面是汽车库，楼上是洋人所谓的“仆室”。50年代我们连自行车都没有，哪里用得着车库。花园确实很不错，四周开满了蔷薇，当中有一小块草坪，冬青夹道，落英缤纷。光是松柏、箭竹、苦楝、梧桐就有十多种；叫得上名字的花卉至少有十种。我第一次进门时简直惊呆了，全是《游园惊梦》中杜丽娘的感觉：姹紫嫣红开遍。“池馆楼台”有些颓败，荒凉寂寞掩盖不住旧日的繁华。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这座花园可能已关闭了六七年之久，可惜了。 

　　我们住了二三年时间，楼上才有人来走动，不知是什么缘故，看了房，又不要。住到第三年，新的问题发生。房管所发来缴费通知，房租每月八十元。连同前两年未付的房租和地产税积欠，共三千五百多元。那个时候我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四十多元，我妻子只有七八十元。平空多出八十元的开销，不说每月水电煤卫和其他生活费用，还要还债三四千元，这日子怎么过？ 

　　优待知识分子，当然是好事。但这套做法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搬来的。完全脱离实际，不顾中国国情。人家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收入，我们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收入？花园洋房住进去了出不来，苦了。 

　　无可奈何，欠债总得还。每月的房租实在缴不起，只得由本单位代为申请房管局，酌予减免退掉“奢侈品”：一个大餐厅、一间厨房、一个车库。这样退下来，每月还得五十多元租金。比起从前每月三斗米来，这个数目我还出得起。

　　4　三十年须眉已如雪

　　大跃进运动是花园遭难的岁月。因为两扇雕花的铸铁大门被拆去“大炼钢铁”，花园成了公园，花木大受摧残。接着居民委员会大办里弄加工厂，车间又成了电镀的作坊。环境污染，“姹紫嫣红”也在一年中化为乌有。连松树柏树竹林都成了枯枝败叶。那几年“三面红旗”招展，我们忙得昏天黑地，很少顾家，直到“三年困难时期”降临，才稍稍安静下来。从那时起我一有空闲就在院子里补种树。白玉兰之类太娇气，种不活，我种的是木槿、枇杷、石榴、香椿、夹竹桃。有一次在一处建筑工地拣回来几根竹鞭，居然也种活了，十年间又繁殖成了一片竹林。这园子里适宜种蔷薇，我年年种，月月种，死了又种。不是种，都是插扦的，一扦就活，不久也成了林。 

　　“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多年，受难的挨到人了，但花木也不能幸免。原因是大门口张贴了造反派代我书名的“认罪书”，牛鬼蛇神之家是对外开放的，任何人都不请自来，爱革什么的命就革什么。多次的抄家武斗之后，我开始发觉住沿街的花园洋房有许多坏处。下次如有机会换房子，我宁愿住到偏僻些的深巷去。庭院深深，无人往来，免得夜半更深还骚扰邻居。 

　　恶梦终于醒来。几次以为要被扫地出门，还是没有扫成。原因是我沾了房租的光：一月五十多元的房租对于收入不高的人来说，即使抢占了房子，房租还是太贵。造反派有几次把自己的家具行李都搬来了，但最终都无奈退了回去。直到“四人帮”下台，花园里的老洋房还是归我住着。 

　　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让我家翻了身，用时兴的话说是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或“第二次解放”。重见天日，于是又开始忙乱。“一天等于二十年”，日子很容易过，一转眼又是三十年，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须眉如雪。

　　5　中庸之道调换新居

　　我们在这里已住了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我们在这里度过银婚、金婚，度过多少惊惶的不眠之夜，度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日子哦。 

　　五个孩子先后从天南地北归家，都已成家立业，有了他们的孩子，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只有旧巢依旧，栖息着两只老鸟。 

　　我们以为今生今世一定会在高安路上度过余生了。如果有人劝我们搬家，我们会不加思索地回绝：“不，不，我们哪儿也不去。” 

　　然而事情未可预料，有时也是情非得已的。我们的邻居是上海一个机关，一墙之隅，连大会发言都听得清清楚楚。大约十年前他们曾来洽商要求与我们住房置换：他们愿以较大较好的一套住房与我们交换。我们只有两间住房、一间厨房和一间储藏室改建的浴室，加起来一共不到40平方米。室外空间虽然较大，但花木杂乱、野草丛生、已远非昔日可比。但我们当时没有应允，事后也没有悔意：几次洽商，没有结果。 

　　想不到，十年之后旧事重提，我们的芳邻又来要求置换。置换的条件也不同于以往，两套住房换我们一套；而且是远比我们大，比我们好的房子。他们甚至说：你们尽可挑选最好的公寓，由我们付款。慷慨如此，仁至义尽矣。 

　　既是公家急需，我们自应考虑。再说“二调一”，改善了居住条件，可以有一个孩子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终于改变主意，决定再一次去找住宅。如果说，六十多年前只能找“三斗米”的破房子，现在我们可以找最好的新住宅、新公寓了。 

　　我们离不开这个熟悉了的环境，就在附近寻找。什么巴洛克型的、哥德式的、法国式的、西班牙风格的……经纪人不断向我们提供房源信息，我们则奔波于一个个居民小区。看中了几处房子，有新建的、有二手房，有高层、有带小花园的。 

　　在缤纷的新住宅面前，我们的头脑还有些清醒。自问一声：我们真的需要住豪华住宅吗？想想从前杨树浦的那个家吧！就是在今天的上海，居于陋室的也还有不少吧。我们可以住高楼大厦，过于奢华毕竟于心不安。 

　　再三斟酌，我们遵守了中国人的中庸之道，适当改善居住条件，但切忌过奢。我们看中了肇嘉浜路的两套公寓，是小高层的电梯房。刚售卖时一平方米七八千元，三年中涨价至四倍。从一个小区看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大可管窥见什么人怎么先富起来，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我们家毕竟是幸运的。 

　　尽管目前还有许多人的住宅不如意，好在杜诗所说的“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日子不会再来了———愿大家都有一个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