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想起那个被我称之为“阿母”的女子。

　　她是小时候带我的保姆，父母因为工作忙，周一到周五一早把我送到她家，晚上下班再接回去。跟着她的孩子一起叫她“阿母”，她也答应得很自然。可是奇怪得很，她的爱人我只是客气地称呼“伯伯”。

　　很小的时候，她就带我去厦门玩。至今保留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跟阿母在南普陀寺的台阶上拍的。多年以后，我妈说当年阿母频频领着我去厦门并不是旅游，而是倒卖一些票证补贴家用，带着年幼的孩子也许是个好掩护。我听了没有不悦，也没有被利用了的气恼，心里反而生出一点怜悯，时常做这种担惊受怕的事，也真是难为她。我只记得她对我的好。在厦门的新华书店里，她给我买过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当时这对她来说已是一笔奢侈的开支，可是她没问过我学到了什么，甚至连好不好看都没问起过。这才是送人东西应有的心怀。

　　阿母是极爽快的人，说话也有趣。有一次上她家玩，进了门随口问她：“伯伯呢？”她把头往卧室的方向一偏：“拎了一桶热水进去开杀了”。我反应过来她说的是洗澡，真是生动幽默到令人骇异的程度。跟阿母的时间长了，再也听不得人家说话吞吞吐吐夹缠不清。她和邻居玩纸牌向来有说有笑，到下午四五点钟要回家烧饭了，便把手边来不及结清的筹码随手送给来顶她缺的人。

　　阿母后来过得并不如意，为儿子借的钱还不出，在外地躲债躲了几年。那时她给家里写的信，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解读的密电码。后来女儿帮她把债还清，她又回家来了，仿佛那些不愉快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阿母的牌风就是她对付艰辛生活的智慧，得快乐时且快乐，一手烂牌尽量往好里打，小筹码就不必一枚枚算得那么清了。

　　想她时心里一片明净，这才是阿母喜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