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20年，独为异乡客，却践履圣贤之学、传播故国文化。身为他国宾师，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梁启超语），赢得举世尊重。他叶落而未归根，却历尽数百年沧桑，被故土视为文化输出的先行使者。

　　他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并称清初“五大师”。他的名字叫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

　　每当我读到有关他的记载，或探访他在余姚的遗迹，总会惊叹于他的传奇人生：浙东20年、浙西25年、东南亚15年、最后终老于日本，23年。复明无望后，他没有像黄宗羲那样归隐山林，也没有像朱耷那样，寄情于笔墨，“墨点无多泪点多”（朱舜水的先祖为朱元璋的族兄，故也算是皇族后裔），而是采取了抛家舍业、去国离乡这样决绝的出走方式。

　　他长期以故乡先贤严子陵为楷模，清风傲骨，不仕朝廷。然另一方面，他又心存复明梦想，不得不寄希望于一些反清将领的军事作为，比如直下镇江、兵临南京的郑成功。但当这一切军事行动都接连遭挫之后，朱舜水顿感万念俱灰，刚烈的性格使他不愿苟活于清朝的统治之下，那就只能挂帆远走了。到日本后，作为外国人的朱舜水首先经受了生存的考验，很快，便风生水起。

　　也许我们不必再列举他在日本的种种事迹。我们只需知道，他以道德高尚、近乎圣人的完美形象，赢得了举国声誉，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相当于宰相）奉为宾师（国师），并亲执弟子礼。他授业解惑，对弟子们“抚之如慈父，督之如严父”，还时常带领学生“行古礼、定仪制、详礼节”，传授中国的儒学经典。他弘扬“实理、实学、实用”的经世致用思想，大力推介中国的科学技术、工艺技能等先进文化，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构成对其后明治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被尊为“日本的孔夫子”。

　　他晚年身染重疾，为避免传染给别人而谢绝诊疗，临终前把一生积蓄的三千余金悉数还公。1682年4月17日，朱舜水溘然长逝，享年83岁。德川光国碑书“明征君朱子墓”，谥号“文恭”。

　　他在日本名声大震，在国内却近乎销声匿迹，几百年间民众毫不知晓明朝有这么一位终老异国的伟大遗民。虽然在同治末期，朱氏族人朱湛然借访日之便，带回28卷《朱舜水先生文集》，但也绝不可能作大范围传播。直到黄遵宪（晚清第一任驻日公使参赞）的出现，才使得朱舜水的影响初涉国内层面。黄遵宪在他的《日本国志》中提及了朱舜水，并赋诗道：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飞。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随着晚清留日学生相继把朱舜水的相关信息回传国内，加之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马一浮等文史大家的推波助澜，朱舜水的名字才逐步在故乡的土地传播开来。

　　台湾学者宋越伦指出：“如鉴真是中古时期日本文化的开拓者，则朱舜水在近世日本的开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实更较鉴真为重要”（《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

　　朱舜水与鉴真的东渡日本确有可比照之处，虽然他们之间从时间跨度上讲相差了900年左右。首先，他们都是在中国文明程度明显高于日本、而日本对中国文化嗷嗷待哺的历史背景下去到日本的；其次，他们都是一去未返，终老日本。另外，他们都是扬名于外、沉寂于内，鉴真差不多被故土冷落了1000年，朱舜水则是整个清朝时期在国内不闻不名，这和玄奘（主动谋求文化输入）和郑和完全不同，他们也是载负使命，远涉异国重洋，但毕竟都回到了故土。

　　由此可以看到，文化的跨国输出和时空的浩渺载传，在鉴真和朱舜水这两个历史人物身上构成了一个大循环。当年的朱舜水是孤身一人离开故土的，没有亲友、门生相伴。鉴真和尚至少还有几名随从，可以称作文化使团。

　　但孤独的朱舜水，却就此走出了一条文明拓展之路，圣学弘扬之路。他一去四百年，杳如黄鹤，又翩若惊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