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至今被认为是这个领域内的经典著作。这部学术专著编撰于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显然不是一个适合修史修志的年代，其间经历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折腾不断。考察此著作编撰过程，此书出版过程的多舛命运、沈从文在艰难处境中的坚持、体现的学术毅力，都不禁让人感叹不已，更对一代文学大师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贡献增添由衷的敬佩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从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在近40年的研究工作中，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在丝织物、陶瓷、玉、玻璃、镜子、狮子、扇子等文物研究上做出了突破性贡献。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书至今被认为是这个领域内的经典著作，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考察这部书的编撰经过，我们不禁为沈从文的学术毅力和艰难处境感叹不已。该书创作历程凡二十余年，典型体现了上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学术生态。 

　　【一】

　　早在1960年4月，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就透露了准备编写一部中国服装史的计划。但这一工作没有立即受到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 

　　此后，沈从文多次呼吁编印服装图录。1962年9月，他在给文化部党委的信中说：当时编印的文人画册太多，这些对实际工艺生产用处不大；很多工艺在花纹图案和造型上因为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往往取法晚清，日趋纤巧繁琐，在国外展出上已不大能引起注意。因此，他建议多印点十七八世纪的丝绣等专题图录，以补救当时工艺美术所受的不健康影响。 

　　到1963年，沈从文的服饰资料收集工作已有所进展，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当年4月9日，他给历史博物馆馆长龙潜的信中表示，愿意“尽余生就服装和丝绸花纹历史发展摸下去”。同时也陈述了搜集材料的困难情况：分散于国内各地绫罗绸缎不下十来万件，相关图书数千册，此外还有佛经封面、画卷、册页、隔水及包袱和其他文件上的无法计算的丝织物残料。如此多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需要花费巨大精力。他希望“把能照的用彩色片照下，应画的把单位图案画下来，再根据这份第一手资料来作分析判断，所谓研究工作，自然就大大推进了一步”。 

　　这一工作逐渐引起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决定开展专题研究，还根据沈从文的要求，专门调新从中央美院国画系毕业的范曾，与馆里美术组的相关人员一起，担任此书的绘图工作。 

　　【二】

　　沈从文编撰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工作，逐渐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963年8月，历史博物馆将沈从文等人的编撰工作用简报的形式通过文物局上报文化部。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看到工作简报后致函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要求“明确范围，逐步完成”，并指示说：“沈从文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不能每日上班，但遇重要课题应派人去他家请教，或分一题目在家中研究，希望他把多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 

　　就在这一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他到国外去，常常会被邀请参观服装博物馆、蜡像馆等，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服装博物馆，有部服装史呢？总理问有没有人能够写出一部中国服装史。在场的齐燕铭说，这个事情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当场表示支持。 

　　1963年12月，齐燕铭在文化部党组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中国历史博物馆做好《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编撰工作。这一指示引起了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由副馆长陈乔主持这项工作，馆长业务秘书陈鹏程和陈列部主任王镜如拟定工作计划，并扩大了服装资料的编撰队伍：沈从文担任主编，负责搜集编排材料，组织全书编撰工作，分工文字说明撰写。全书所需图录由沈从文提出，由陈列部美术组陈大章、李之檀、边宝华、范曾等临摹绘图。 

　　年底，王镜如召集编写组制定工作计划、进程及图片临摹绘制的相关规范。沈从文在会上提出具体的图版目录，并经反复讨论修改后确定下来。 

　　1964年初，全书雏形已经形成了。在给大哥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服装资料选集》预定五月前完成，有200幅正图，上百副图和20页首饰图片。他觉得工作压力大。他要查大量图书，为200页图录做适当说明，每条说明500-1000字，3月到4月底得交稿。除每页说明外，还要写上万字的总论。他估计这本书10月就能出版，而且“一定还像本书，有分量，有内容，可以为各方面解决许多问题，也可算是我在馆中学习文物的一份成果。”他还设想，如果“体力来得及，大致将继续把每一朝代专编一册，这么编下去，一年一本”。 

　　但是，这种集体活儿，对于个性极强的沈从文来说，也有种种不适应。他抱怨稿件得层层审批，得照领导的意思说些“习惯话”，材料获取上也有很多不便。他希望到兰州、洛阳、敦煌等处走走，但馆里经费有限，且杂事太多，抽不出时间。由于都是文物，所以连本馆的材料都不容易调动，故宫的材料也看不到，很多时候只能靠记忆。尽管如此，他毫不懈怠，每天都要完成6000字的说明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