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老元帅像个老学者

　　“这老人家可好，老元帅像个老学者。”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一提刘伯承，便连连赞叹。1946年冬天，时为《新华日报》记者的李普第一次采访了刘伯承。此后，他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野战军工作了近两年。“他性格很鲜明的一点是很诚恳，不‘打太极拳’，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算了。”在比自己年长近30岁的司令员面前，当时20出头的李普并没感觉到有什么拘束和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我眼里，他就像一个老知识分子、老前辈”。李普还记得，刘伯承显然对他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十分感兴趣，有一次他还问李普带什么书来了，李普回答说有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刘伯承兴致勃勃地借走了。李普的观察是：“他很聪明，能在跟别人的谈话中获取营养。”

　　尽管刘伯承日后成了统率数十万大军的司令员，但那些部下们仍旧习惯称他为“师长”，或者“我们刘师长”。他们向李普解释：“师是老师，长是长者——在我们眼里，他就是这样一位和蔼可亲又睿智的‘师长’。大家听从他、尊敬他、爱他。”李普后来深深悟到，对于这位老前辈，再没有比“师长”更贴切的称呼。几年前曾经有人写过一个关于刘伯承的剧本，里面的台词动辄“我刘伯承”如何如何。“我说这不是我爸爸的口气，他从来不会这样说话。”刘弥群说。

　　在刘邓部队里，李普也充分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所得到的信任和尊重。每次李普把写好的稿子交给刘伯承审，他看罢一个字不改，直接交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也特别大气，要么不行，要么通过，他从来不改文章，刘帅也不改。”李普以前对刘伯承并不了解，了解后，他发现，刘伯承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化精通，而且对“从孙子到拿破仑和苏伏洛夫，从古代战史到中国革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大战”的熟稔程度令他吃惊。有一次李普对邓小平说：“刘师长原来是知识分子！”邓小平立即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斩钉截铁的口吻回答道：“大知识分子哟！”

　　在李普眼中，那时的刘伯承与邓小平“亲密无间，合作得很好”，在刘邓部队中，如果有命令传下，大家往往说，这是“刘邓”的意见，并不区分是刘还是邓。“其实他们负担的任务不一样，但在下面的人看来，他们是一个人。”在李普的观察中，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像他们这样合作得很好的不多”。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司令员似乎更严厉、更粗放，而政治委员则更细致、更严谨，但在李普眼中，他们两个恰恰相反。“刘伯承很细致，很谨慎，而邓小平话不多，显得更厉害些。”解放后，随着各自岗位的变化，李普在南京和北京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刘帅。“我也是采访完了就算了，没有一直追踪他，这是我作为记者很后悔的一件事。”90多岁的李普沉默良久，缓缓地说。

　　刘伯承的机智，也是后来很多人在回忆中提及的一点。在进军大西南的行军途中，邓小平的大儿子要求父亲给他起个名字，因为到了西南就该上学了。邓小平让小名“胖胖”的儿子找刘伯承帮忙，刘伯承说，胖，朴方，朴实方正，于是有了邓朴方这个名字。当年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李德在中国时由组织介绍了一个中国妻子萧月华，婚礼由刘伯承主持。婚礼上，李德说，自己来中国工作，还没有一个中文名字（注：李德是音译名）。刘伯承反应很快，马上说：“你娶了萧月华，就叫‘华夫’吧！”李德似乎很喜欢这个名字，以这个名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几十年后，萧月华老人跟刘蒙提及此事，还乐不可支。

　　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为许多人所称道，也赢得了诸如“当代孙武”“军神”的赞誉。在曾经的对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那里，他也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蒋介石说，“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白崇禧则称他为“共军第一号悍匪”，深受刘伯承之苦的国民党第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自嘲又沮丧地说：“与其说我们是受顾祝同、白崇禧指挥，不如说是受刘伯承指挥。”而刘伯承率领的一二九师，被日军视为太行山上“神秘而又可怕的对手”。1938年，刘伯承指挥的“神头岭伏击战”，被日本人又恨又怕地形容为“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