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去旅游，在异国他乡的旅馆，偶遇原单位的一位老同事：加工车间主任老贺。寒暄过后，就交流些旅途见闻，说说老话、叙叙旧事。

　　他问：“你还记得我们车间那个小王吗？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小区。”

　　我说：“当然，而且记忆犹新。”

　　我怎么会忘记他呢？

　　“书记，我有事找你！”

　　一天上午，办公室主任通知我，说有人找。回到办公室一看，是青工小王。也许是等待时间长了，他看到我，就满脸怒气朝我冲过来：“书记，我有事找你！”好耳熟的话，我不由一愣，这是又怎么啦？

　　小王是我原来工作过的那个部门的青工。当时我刚调到那个由几个科级单位才合并的部门，任党委副书记兼人事主任、工会主席。工作千头万绪，我的身体又不争气，没几天就累趴了。先是肾绞痛，后来是腰椎间盘突出，腰都直不起，血压也超标。就是这样，还得坚持上班，否则工作会越压越多。

　　一天下午，办公室的门被人一脚从外面踢开，进来一个小青年，进门就喊：“书记，我有事找你！”看样子，好像是要告什么人的状，我就请他坐下说。他看我没有起来迎他，上来一把抓着我的领口，把我从椅子上拎起来：“你架子真大，坐着动都不动。”又将我往椅子上狠狠地一摔。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但下班我没有回家，直接住进了厂医院。

　　他就是青工小王，过去只闻其名，这次总算看到真人。

　　小王原来是崇明农场的一名职工，属于那种在动荡年代长大的“问题青年”。调皮捣蛋、打架斗殴总少不了他。一天中午，食堂正在开饭，他抡起铁搭就将玻璃窗砸碎，窗子下面就是饭桶。一桶饭是不能吃了，几个小青年冲出来，请他吃了顿“馒头”和 “皮蛋”。

　　他爸爸老王原来也是我们部门的职工，就向领导提出：提前退休，让他顶替进厂，也到物理室的加工车间，子承父业，当了一名车工。进厂后，他也不“省油”，硬是将一个先进班组弄到倒数第一名。

　　一天，他们车间的支部书记向我汇报：“小王被公安局关起来了。他在公交车上和人打架，一个中年人说了他几句，他解开皮带拉出来就抽，没想到被抽的正好是分局刑队林队长……”

　　我们马上赶到分局。因为我曾经在厂保卫科工作多年，对分局的人还比较熟，林队长见面就说：“小事情，只是想煞煞他的锐气。他进来就说：‘要知道你是公安局的，我才不敢抽你呐。’”我一听就说：“还行，知道敬畏法律，有救。”队长说：“办个手续，你就把他带回去，不下结论了，教育教育就行啦。”

　　小王从留置室出来，我们算是第二次见了面。回来后，我当然要“教育教育”他。但他当面并没有认错的表示，不但如此，事后还在小兄弟面前吹嘘“是书记把我领回来的”。好像自己多有面子似的。不过通过这次见面，以后见到我尽管不多“啰嗦”，但也不再回避。

　　师傅要求调工作

　　原想把他的问题暂时放一放，现在看来牵扯精力太多，于是就和车间相关领导一起商量，制定措施，具体对他关心帮助，并让团总支书记小何同他交朋友。没几天，小何就向我抱怨：“他不理我。”

　　我们单位男多女少，当时我请厂团委联系了一个女多男少的单位，利用休息天去森林公园搞一次青年人的联谊活动，于是我对小何说：“你邀请他一起去。”后来我问小王：“那天玩得开心吗？”他瓮声瓮气地说：“开心。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怕人家看不起我。”小何在旁边说：“小王那天表现很好，得体、到位。”

　　可没消停几天，他们工会主席就找到我，说是老师傅们反映：“茶杯里经常发现异物，工具箱、更衣箱的锁孔也经常被人堵上，明知是他干的，但又没证据。”

　　我正想找他，他倒自己来了：“他们看不起我，车床边都装上了铁丝网，像防小偷。”我说：“你这叫恶人先告状，杯子里的东西是不是你放的？锁孔是不是你堵的？回去给师傅们赔礼道歉！”

　　他一声不吭就走了。

　　他走后，我就通知车间，把铁丝网拆了。不能以邻为壑，再说也有碍安全。第二天，他们小组七八个师傅找到我，说我包庇小王，他们要求调工作。

　　我说：“调工作找你们车间领导，找我干嘛？”

　　“你是人事主任，不找你找谁？”

　　得，一句话就把我给噎了回去。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来意，就说：“既然如此，我承认对小王要求不严，对你们我也一个不放。”

　　“那么就把小王调走！”

　　“调哪里去？照你们说的，这么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哪个单位肯接受？”他们听我这么说，就说小王也不是一无是处，七嘴八舌列举了他的一些“先进事迹”。我顺水推舟：“你们都是老师傅，咱们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兄弟，给他点时间，再帮帮他。下星期生产车间检修，估计你们活不多，就开个务虚会。”

　　浪子回头金不换

　　务虚会上组长首先发言：“小组从先进到最后一名，是我没有管理好，我有责任。对小王，过去是批评多关心少，其实他一直在默默做好事：一天，他知道厂部要来检查安全、卫生，很早就到车间，不声不响一个人在打扫卫生，大家上班时，他已经把走廊里的窗子都擦干净了。”周师傅说：“上次清理场地，他专门拣重的东西搬，我怕他累着，让他休息休息他也不肯。”女师傅小黄说：“有一天下午，托儿所通知我孩子病了，让我去接，可我生活还没做完。小王说：‘黄师傅你去吧，这点活我来做。’”

　　小王坐在角落里，低着头，脸涨得通红，让他发言，他直摇头。看得出有触动。我趁热打铁，就问他：“你们为什么要把送来的钢样先剥层皮？”他说：“送来的试样表面不但粗糙，而且结构也不稳定，可能还会有裂隙，只有把表面车去一层，再做检验，才能真正反映钢的品质，是不是合格？”我说：“对啊，其实你就是一块合格的钢。只不过你用一件顽恶的外衣把自己裹起来。平时师傅们帮助你，批评你，就是为了帮你脱掉那件外衣，你倒好，恩将仇报，专门搞些恶作剧，这样做对不对？”他摇摇头。

　　从此，小王开始一点点转变，休息时不再一个人坐在一边，也能和大家一起“嘎嘎讪胡”，师傅们有事也开始“差使”他：“小王帮帮忙，到仓库去领个扳手”，“小王，我还有点活，不洗手了，你去吃饭时，帮我把饭带回来。”他还“寿头兮兮”地很享受这种被“差使”的感觉。一天班前会，组长刚安排好工作，他要求发言：“李师傅，你杯子里的螺丝帽是我放的；吴师傅，锁孔是我堵的。过去我破罐子破摔，牵累了大家，对不起！”还一本正经地向大家鞠了个躬。开始大伙一呆，接着就嘻嘻哈哈、噼里啪啦给了他一阵掌声。

　　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小王原来技术就好（可能是遗传），人又聪明，干活也不吝啬力气，很快就从一匹“害群之马”成了一匹“黑马”。师傅们从排斥他到接受他，现在也开始喜欢上这个头子活络的“小赤佬”。

　　清官巧断家务事

　　大约过了半年，他们书记对我说：“组长将要退休，准备让小王担任组长，想听听你的意见。”我问：“其他师傅怎么想？”“大多数都同意。”我说：“既然这样，这次不用任命，用选举产生。一来给他点压力，其次如果他能选上，将来也好开展工作。”

　　最后他高票当选。在“就职演讲”时他说：“小组的红旗是被我弄丢的，我有信心，和师傅们一起，再把它夺回来，请大家相信我。”

　　来年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大胖儿子，每当说到儿子，他就眉飞色舞。我也调到了现在的岗位。一晃也快五年了，虽然在一个厂，但是两个部门，我们也有多年不见，他这次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难道老毛病又犯了？

　　原来是他家中发生了矛盾，夫妻打架，他吃了亏。我问他：“你们的领导知道吗？”“我不想告诉他们，弄不好全车间的人都会知道。”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已经不是我“管”的职工，再处理他的事不但越职越权，如果处理不好，还要承担责任和风险。我把我的顾虑告诉了他。他说：“书记，我就是信任你才来找你，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说：“问题只有你自己才能解决。我们可以一起商量，看如何把问题解决得好一点。”

　　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的情绪总算稳定下来：“我听你的，回去一定按你说的去处理这件事。”

　　过了三天，还没消息，我坐不住了，就给他们车间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他这几天病假，没来。”此时，我也接到厂部通知，去外地开会，大约十来天。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上了飞机。

　　等我回来上班，一大早就看见他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一见面他就说：“我前两天来过，知道你今天才回来，怕你担心，急着告诉你。那件事照你的指示解决了。”我听他说了结果，既高兴又宽慰，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但我还是给他胸前一拳，因为他将我的“指示”执行得有一点走样。

　　干部要像“热水瓶”

　　临走时小王说：“书记，我在厂报上看到了你的名字，我们小组的人都投了你一票。”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出差时，厂工会搞了个活动，在全厂推荐一些干部，把他们的事迹登在厂报上，发到各个班组，让职工评选。前十名“封”个“班组挚友”称号。我有幸榜上有名，厂工会颁发给我一纸奖状。可能缘于我曾“发表过” 有关“热水瓶”的“理论”，又奖我一个气压式热水瓶。

　　所谓“热水瓶理论”，是我在一次干部会上的发言。

　　当时，企业正在转型，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简单，惯用行政命令，缺少和职工的思想交流，因此干群关系紧张，时有矛盾发生。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转型期，职工思想活跃，需要我们去关心、去引导、去疏通。职工有诉求，应该有人去倾听，做工作。光靠行政命令，忽视思想沟通，可能会事与愿违。前几天生产车间一个工人带着情绪上班，工作时走神，结果出了工伤，车间也临时停产，就是一个例子。管理企业，施以行政命令，辅以思想工作再用经济杠杆调整，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我们国有企业干部，是企业的管理者，维护国家利益、维护集体利益我们责无旁贷，但是，维护好职工的利益，也是我们的责任。在企业，”我指着桌子上的热水瓶说，“我们的干部要像一个热水瓶，表面看起来是冷的，但倒出来的水，一定要是热的，要用我们的满腔热情，去温暖广大职工的心。”

　　此事已经过去多年，我已退休，那个热水瓶也不知所终，但那张奖状我一直珍藏着。虽然只是一张发黄的纸，但它代表了职工对我的那种真挚情感，还有小王的那份信任——小王对“我”的信任，当时和现在，我都清醒地意识到：是他对党的一个基层干部的认可。而我，只不过是一个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人。

　　多年不见，小王怎么样了呢？贺主任告诉我：“小王已经有了个两岁多的小孙女，很可爱。老夫妻俩宝贝得不得了，经常抱到小区的花园里玩。”

　　本版插图 杨宏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