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也是最早步入近代化的大城市，近代上海有“十里洋场”之称。20世纪初，上海的多家洋行把上海的风景、风情照片制成无资明信片，之后，有更多的商行仿效之，于是，曾发行过的以上海风景、风情为图案的明信片估计有几万种。由于品种多、时间跨度长，上海历史明信片及照片就成了收藏的一个门类。时过景迁，虽然许多明信片上有简短的文字说明，但要认识、识读历史明信片或照片的难度是很大的，而没能识读的明信片或照片，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卖不了几个钱。确实，上海历史明信片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二八淞沪战役中被炸毁的俄国主显堂
这张明信片上印有“Shanghai the Russian Church”，结合画片，显然是上海的一座俄罗斯东正教堂。大多数上海人知道或记得沪西新乐路和皋兰路有东正教堂，但与明信片上的教堂完全不像，那么，这个Russian church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呢？
据记载，早在1902年，俄罗斯东正教传道台就在“虹口美租界”北河南路43号买了一块连房子的工地，算是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不久，他们得到上海道台的准许，买进了当时闸北宝山路天通庵镇的一块十几亩土地，1903年2月奠基，建造砖木石混合结构的教堂，取名“主显堂”，这是俄罗斯东正教在上海建造的第一座教堂，英文就叫作“The Russian Church”。由于遇上了“日俄战争”，于是祝圣仪式一直推迟到1905年2月2日才举行。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沙俄政权倒台，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许多原俄国的贵族、地主、资本家流亡海外，其中不少人就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中国，进入上海，如1918年12月6日《申报》载《轮船载避难俄人来沪》中讲，“仅一艘船就搭载俄国难民1000人到达上海”，由于原沙俄领事馆设在虹口黄浦路（即今俄罗斯领事馆），于是，大部分俄侨就在虹口定居下来，以后，还有更多的俄国难民进入上海。
沙俄倒台后，不少沙俄泊在中国旅顺港的军舰也失去了依靠，估计有6000余名海军将士成了无国籍军人，后经谈判协商，同意他们弃船进入上海。坐落在闸北的“主显堂”就成了俄侨的“家”。
1927年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宝山路沿线是主战场，主显堂成了军事掩体而遭损坏，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役中，这里又是主战场，主显堂被彻底炸毁了。当战争结束后，主显堂向中国和日本军方索取赔偿，他们从中国政府获得一笔不小的赔偿金，而当时东正教计划在沪西亨利路（新乐路），建“圣母堂”，这笔钱就用于建“亨利圣母堂”了。
主显堂于1934年全部拆除，作为“新上海计划”建设的一部分，但仅过了几年，又遇上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这块空置的土地就成了棚户区，如今已建为中高档住宅区，地址相当于宝山路874号。
一张明信片
这是一位朋友送来的明信片，无拍摄时间，也不明地点，他是以较低的价钱买进的。从画面分析，这是一所女子学校的教室，英文说明为“Door of Hope Shanghai-Schoolroom”，直译应该是“上海‘希望之门’的教室”。那么，这个“Door of Hope”又是一个什么学校或机构呢？
实际上，“Door of Hope”对应的中文是“济良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是“通商条约”，即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做生意，而不能投资建厂，1895的中日《马关条约》准许外国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建厂，生产的商品销往各地，于是，从19世纪末起，以轻纺为主的工厂在上海大量出现，工厂需要大量工人（尤其是女工和童工），上海出现了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周边地区的劳动力大量涌入上海，于是又滋生了一种称之“白蚂蚁”的贩卖女童的“行当”。清末出版的《图画日报》“蚁媒贩卖人口之刁恶”的配画文中说：“沪上蚁媒多，不可胜计，凡妓院之雏姬，公馆之幼婢，以及粤东之奴仆，大半皆由蚁媒自他处贩来。其踪迹诡秘，其手段极凶狡，人家子女一堕其手中，即无珠还之望……”被拐骗女童处境十分危险，于是，1901年，上海著名绅士严信厚，沈敦和（仲礼）、曾铸、朱葆三等与西方女传教联合成立“济良所”，所谓“济良”就是解救愿意从良的妓女。凭借济良所的董事威望、地位，工作效率极高，凡愿从良的妓女投入济良所，济良所会立即向会审公堂起诉，帮助解除合同，妓院老鸨再凶狠，也不敢与济良所为敌。
济良所下设医疗、工艺、教育三部，对学员进行身理、心理治疗，传授家政、缝纫等职工技能，开展文化知识教育，使学员在今后踏上社会后有谋生的技能。还规定，学员留院期为一年，已成年的学员可以由济良所择夫出嫁，再规定男家只能娶学员为妻，不能纳为小妾，一旦婚配成功，男方以学员留院日期计算，以每月3块大洋支付“食宿费”。确实，有不少单身男子会主动到济良所“娶妻”，有了济良所的强硬后台，出嫁的学员不太会遭夫家的欺侮。我想，英文的“Door of Hope”与中文的“济良“有异曲同工之妙。
济良所的地址初设虹口师善里（今东长治路431、449弄），不久就迁宝山路天通庵。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毁，又迁到公共租界劳勃生路20号（今长寿路170号）。1952年，宋庆龄主席创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就设在这里，今为普陀区妇婴保健院。
虬江路宝山路的锡克庙
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文管委接到市政府转来的一封美国来信，写信人是美国的锡克教组织，用中文书写，收信人是上海市长，大意讲：他们大多是曾在上海生活过的印度旁遮普邦锡克教人，在上海时任租界的police或Keep door，与中国人民一样是受欺侮被压迫的人民，他们知道，上海曾有6处锡克教堂，他们还作了调查，如今只有虹口东宝兴路的那座锡克庙保存较完整，他们愿意出钱动迁现在的使用单位和居住人，并出资修善和管理。大概由于当时实行改革开放未多久，处理涉外和宗教问题较难，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不过，我还是根据来信提供的线索，踏勘了上海的多座锡克庙。确实，东宝兴路的锡克庙是保存较好的一座。
1854年租界当局组建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相当于租界的“市政府”，同时建立租界Police station，即巡捕房，高一级的警司大多由英国人担任，低级的警员大多招募印度锡克教人，他们头缠红布，皮肤黝黑，上海人称他们为“红头黑炭”，后讹作“红头阿三”；1873年《申报》载《别琴竹枝词》百首，其中一首说：“我欲开言唤阿三，来司（饭）悄悄（吃）亦常谈。”“别琴”即pidgin，也就是“洋泾浜语”，“阿三”即“I say”，大意讲，初到上海的印度巡捕不会讲上海话，既当了巡捕，一定要与上海人对话，为了把自己的意思向对方表达清楚，他们口头语就是“I say”，即“我说”、“我的意思是”的意思，而“I say”与上海话“阿三”的发声相近，于是上海人把头缠红布，嘴里不停讲“I say”的印度巡捕叫做“红头阿三”。关于“红头阿三”的来历说法很多，不一一介绍。
上海的锡克教人员是一个庞大的人群，集中居住在虹口一带，我以前住在虹口，经常能见到“红头阿三”。朋友送来一张照片，上面印有“SIKH GURDWARA SHANGHAI”和“OPENING OF SIKH GURDWARA”，即“上海锡克庙”和“锡克庙揭幕”。时间是1907年，地点即今天东宝兴路326号。如你乘轨交3号线，在东宝兴路站附近向东南望，能看到一幢体量稍大的双坡尖顶红砖房子，那就是锡克庙。不过，当地的老人习惯称其为“印度庙”。如今，这座锡克庙建筑的处境十分尴尬，它是历史建筑，但并没列入保护单位，它是一“破庙”，却拥挤地居住着不少人家，对任何单位或个人来讲，处理或解决此类难题，都是进退两难的。
被人遗忘的上海公立医院
上面提到了救济受骗女童的济良院，被解救的女童必须立即进行身理和心理上的治疗。于是济良院设立了一个诊所。沈敦和（仲礼，1866-1920），浙江鄞县（宁波）人。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回国后入两江总督刘坤一幕，1988年任宝山吴淞开埠工程局总办，1905年任淞沪铁路总办。热心并致力于慈善事业。1904年，日本和沙俄为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发生“日俄战争”，东北形势恶劣，清政府欲派兵舰赴东北接运中国难民，反而被沙俄拒绝。于是沈敦和联络中外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打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号进入东北，上海红十字会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红十字会，也是今天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红十字会在上海就有3家医院，今著名的华山医院的前身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
沈敦和也是济良所的发起人和董事，他得到同样热衷慈善事业的富商，有“颜料大王”之称的贝润生的支持和资助，将济良所的诊所扩建为中国公立医院。1910年10月，上海发现鼠疫，公共租界在虹口老靶子路的工部局医院（今为武进路第一人民医院）内设有隔离医院（Municipal Isolation Hospital），而当时沪北的中国地界人口稠密，应该或必须建立自己的传染病隔离医院，于是，这个中国公立医院就另外设立隔离医院，它的英文名称叫Chinese Public Isolation Hospital。除了设立传染病隔离区外，还开设治疗如鼠疫，天花、猩红热、白喉等科门诊，以其成效显著，后来工部局宣布，凡华人患此类的疾病，可以直接到上海公立医院诊疗。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宝山路沿线几乎被日军夷为平地，医院处于半瘫痪状态，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改组为上海市立第二传染病医院，后来与相近的第一传染病医院合并为上海市传染病总院，迁水电路新院址。医院的名称几经变更，2004年又改组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原水电路院址为门诊部，另在金山区漕廊公路2901号建立占地面积33.3公顷的总部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