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虽然吃饱肚子早已不是问题，但饭食的确非常简单。吃肉自然不敢想，由于一年到头吃不上肉，吾乡不少人“不吃肉”，不喜食肉，甚至不能闻肉味。我家亲戚中即有好几人。到上海后，讲给他人听，均不相信。匮乏，有时并不能催生欲望和需求，彻底的匮乏，往往会熄灭需求的本性，甚至催生厌恶。宗教以苦行排斥物质，在本质上，并非修行到境界超拔，可能恰恰是饥渴到麻木状态的无反应。

　　我们那里把白面叫“好面”，意思是可口、好吃的面粉，比玉米面、高粱面、豆面等明显高一个档次。小麦产量低，化肥上得少，一亩只打二三百斤。秋粮作物的产量，就明显高许多。吃饱才是硬道理，好面再好，也不敢任性而种，否则便要饿肚子。物以稀为贵，吃好面，是奢侈而让人羡慕的事。“净好面”，就是纯粹用白面做面条或馒头，只有招待贵客或者过年，才能吃到。平时多吃杂拌面，把白面和玉米面、高粱面、豆面两两混合起来吃。好面仿佛这“复方食谱”中的“君”，在它的调和提振下，的确可口了许多。

　　但即使杂面面条，也不能敞开了吃。一般第一碗吃“干的”，挑一碗面条，没有菜，放上盐、醋，讲究点的，会放些辣椒、韭菜，就一瓣蒜。大口大口地把面条吸溜下肚去。之后，便以喝汤为主了。当然，并非一碗一碗地喝清汤寡水的面汤，而是混合了小米、南瓜、土豆、豆角，还有少量面条的糊汤。贾平凹小说、散文中无数次提及的洋芋糊汤，大约与此差不多。

　　没有饭是饭菜是菜碗碗碟碟的排场，每人只端一只大碗，行动便非常方便。附近的几家就自然形成了“饭场”。只要不刮风下雨或天气太冷，以及冬天天黑得早，端了饭就聚集到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边吃边聊。一碗吃完，回家盛了，再返回来。家长里短、消息议论、抬杠笑话，甚至恩怨情仇，便在饭场里结了或者解了。

　　中饭是一天的正餐，因为上午下午都要到地里劳动，早餐和晚餐就没面条可吃了，哪怕只一碗杂面条。早晨，在我老家叫“地饭”，一直觉得很土，后来看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发现明代人就是这样叫的。数百载时光空过，不知幸运还是不幸。不过，生活方式的确与明代没大差别。农民早晨下地干活，地离家往往较远，来回太花时间，家里人便把早饭送到地头，因此，早晨便要吃地饭。早饭一般吃“疙瘩”，把玉米面和得稍硬，捏成约十公分长、三四公分宽、半公分厚的面饼，下锅煮熟。玉米面粘性差，一煮，水便浑黄了。连汤带疙瘩盛一大碗，一口疙瘩一口汤，既充饥又解渴，一上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受苦活，就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