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是全球绑架案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按墨西哥国家统计局估算，近年来年均绑架案可能高达10万起，平均每天274起。受害者虽不乏富豪与名人，但正不断向社会中下层扩散，水管工、理发师甚至清洁工也可能被绑匪盯上，绑架险成了热门险种。用一名绑匪的话说：“哪里都有我们的人，而且每天都在增加，说不定哪天你就会碰到我这样的人做邻居。”

　　国内民众人人自危

　　阿德里安娜·卡里略２０１１年第一次遭遇绑架时，绝对想不到事隔不到两年会再次被绑匪盯上。“不要！别再来了！”她被歹徒持枪逼着下车时捂住脸无助地喃喃着。

　　这个善良的姑娘不知道为何会一而再被绑匪盯上。她家并不富贵，姐妹７人全靠父母开杂货店养活。她８岁起就在店里帮忙，大学毕业后当了收银员。如此普通的人家，如今也成了绑匪眼中的“香饽饽”。

　　毒品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在墨西哥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滋生出一系列相关“产业”，绑架就是其中之一。以往犯罪分子喜欢找有钱人下手，索要大笔赎金，但近年来他们不再挑三拣四，从中产阶级到底层穷人，木匠、司机、摊贩、泊车员……在歹徒眼中统统有利可图。

　　在绑架案高发的莫雷洛斯州，警方说赎金能低至２５０美元。谈判专家费尔南多·卡纳尔斯经手的案例中，有些绑匪最后放人的条件竟然只是一个冰箱或微波炉，甚至是一堆水果蔬菜。他们如此“不挑”，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州首府库埃纳瓦卡社会活动人士赫拉尔多·贝塞拉感慨道：“绑架威胁到每一个人，没有差别。”

　　墨西哥近年绑架案不断攀升，频频创下历史新高。官方数字显示，２０１５年全国有案可查的绑架约为１５００至１７００起。但国家统计局表示，实际情况严重得多，绑架案可能年均超过１０万起，其中仅１％在警察局备案。

　　部分专家认为，绑架案件激增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禁毒战争的副产品。这场战争打击了贩毒集团的传统业务，迫使他们寻求替代收入。而随着大小毒枭陆续落网，墨西哥开始出现犯罪团伙小型化趋势。这些团伙组织结构简单，机动灵活，具备逃脱警方追捕能力。他们除了贩毒，更多从事绑架、抢劫和勒索，妄图以零成本获取快速、高额利润。

　　谈判专家需求旺盛

　　为什么绝大多数受害者家属不去警察局报案？主要原因在于对政府不信任：一是怕警察中有“内鬼”和绑匪勾结，二是认为警察能力不够，报案也没用，反而可能惹恼绑匪抬高赎金甚至撕票。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墨西哥警界腐败之风严重，令历届政府颇为头疼。以往破获的绑架案中不少能看到警察作案的身影，有的给绑匪通风报信，有的在抓捕时包庇罪犯，有的甚至直接策划、参与绑架。上世纪９０年代莫雷洛斯州就曝出丑闻，警察总长、反绑架行动队队长等警方高层因参与绑架获刑入狱。

　　即便是作风正派的警察，面对强大的黑帮势力有时也自身难保。警察被绑架、受恐吓甚至遭暗杀的新闻比比皆是，令人唏嘘不已。

　　如此现实催生出一个热门职业——人质谈判专家。他们或受聘于警局，提供免费帮助，或受雇于保险公司或专门的谈判团队，提供有偿服务。有的谈判专家甚至也向绑匪提供服务，充当与人质家属沟通的桥梁。不管他们来自何方，目的都是为了谈出双方都满意的条件，让绑匪拿钱放人。

　　私人谈判专家马克斯·莫拉莱斯在这行干了２０多年。他说，他们从不直接和绑匪谈判，而是选一个和受害者关系紧密的人出面，他们在旁边指导，“能不能选对人和绑匪谈是成功的关键”。

　　谈判专家选人会考虑很多因素：大到性格、心理素质、应激能力，小到性别、年龄、语调乃至口音。一旦选定人，中途不便更换，否则更容易刺激绑匪。尘埃落定前，谈判专家会悄悄搬进受害者家里，以便随时出谋划策，最关键的是在保障人质安全的前提下压低赎金。

　　“我们的工作是尽量不让绑匪牵着鼻子走，不按他们的开价付钱。”莫拉莱斯说，“因为如果你答应得太快，对方就可能要得更多，甚至再次绑架你。”他认为，整个过程中最大的风险发生在支付完赎金、与歹徒失去联系时，对方能否如约放人不在掌控中。

　　警方谈判专家介绍，警方有时会将罪犯音频放到数据库里比对，根据案犯前科判断他们是会拿钱放人还是习惯拿钱后撕票。

　　在毒品暴力猖獗的地区，经常会发现不少绑架团伙隶属于当地势力比较大的贩毒集团。他们内部分工明确，从锁定目标、跟踪监视、武力绑架到后勤保障，个个训练有素。部分成员是退役军人和退休警察，有的甚至在国外特种部队锻炼过。而单打独斗的绑架团伙一般集中在涉毒暴力不太严重的地区，一开始多是抢劫，后来发展到绑架。

　　安保行业空前繁盛

　　２０１２年就任墨西哥总统的培尼亚·涅托早在竞选时就提出“国家减少暴力战略”，承诺将使绑架和凶杀案件减半。为此他采取多项措施：任命联邦反绑架总管，协调联邦和各州执法力量，加大打击绑架犯罪力度。不少州政府反绑架部门也建立多项机制，对内加大反腐力度、重整队伍，对外与美国加强合作、借鉴经验，引进语音识别等刑侦技术。只是目前来看，效果难以服众。部分州宣称辖内绑架案件有所下降，但不少民众并不相信。

　　“我没觉得绑架犯罪变少了，变少的是对政府的信任。”莫拉莱斯表示，虽然政府为显示自己的努力程度而尽力将绑架案件数量往小里说，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人感到，绑架案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不少民众开始自谋对策寻找安全之道，安保行业的兴起就是一例。

　　２０１５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年度安保行业博览会空前繁盛，数十家国内外安保公司及顾问在人头攒动的会场内寻找潜在客户，推销产品和服务。３０００美元一件的防弹上衣，动辄数万美元、可以防爆防弹的汽车改装，对富裕阶层不算什么，却让普通家庭不堪重负。有条件的人选择移民或者搬家，但更多的人只是无能为力。

　　两次绑架让卡里略彻底换了个人。起初她整整一个月拒绝走出家门，后来即使出门也必须要人陪同。爱美的她不再戴任何首饰，频繁改变上下班路线，对陌生人相当警惕。

　　“我曾是理想主义者，我原以为大家都是好人。”眼下她只想静静地过日子，努力摆脱噩梦般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