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宋庆龄故居中，珍藏着一张海伦·斯诺送给宋庆龄的1937年她在延安采访时的留影。海伦在上海期间，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宋庆龄故居副研究馆员郑培燕介绍，海伦曾说过：“当时在上海，只有一个光辉灿烂、无与伦比的人物，她就是勇敢美丽而又孤独的孙中山博士遗孀。”海伦晚年在接受中国学者采访的时候说，因为结识了宋庆龄与鲁迅，使得她与斯诺明白如何去研究社会，怎样去认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他们从宋庆龄和鲁迅身上发现了东方的魅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而上海也成为其日后写出《续西行漫记》的“起点”。

　　1933年春，斯诺受聘于燕京大学，夫妇俩在北平安家，这期间，他们积极支持和报道北平学生的“一二·九”反日运动，也曾多次帮助进步人士避难脱险。郑培燕通过研究相关资料发现，1936年埃德加·斯诺访问了陕北保安，回北平后，海伦帮助丈夫整理了文字和照片资料，为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的出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而海伦本人也于1937年4月底冒险前往陕北，5月初到达延安，开始了历时4个多月的传记式的访谈。海伦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数十位中共首脑人物，还收集到了斯诺在保安未收集到的中共领导人情况。她的采访，及时地为斯诺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书稿补充了重要内容，并于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她的采访，还成就了堪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姐妹篇《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以及《革命人物传》（又名《西行访问记》）等书。

　　“海伦在她的《续西行漫记》中曾经有许多精彩的描述，比如，‘在苏维埃会议中，彭德怀的地位仅次于朱德和毛泽东。毛泽东是被当作在后面策划的一个神秘的天才，年高的朱德掌握着军权，彭德怀似乎要算是最接近军队生活的人，他常在前线活动，领导着他的第一路红军，或是代表着红军总司令朱德。’”郑培燕说，“海伦还在书中探讨中央红军‘用光脚板走了二万五千里，靠吃草皮和口号生活之后，还能保持旺盛意志’的原因。”

　　在《革命人物传》一书中，海伦记录了她和红军领袖的谈话，有朱德、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等人，可算是红军领袖们的第一部集体自传。郑培燕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革命人物传》在美国的出版事宜尚未落实前，书稿就到了中国译者手里，中译本改名为《西行访问记》，1939年4月由上海译社出版，译者署名华侃，为报人汪倜然的笔名。由于1939年此书出版时，斯诺的名字已被各种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为了书籍能顺利出版，海伦只好取了一个笔名：尼姆·威尔斯。

　　上海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成为了宣传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口”。此书英文版本直到1952年以《红尘》为名在英国出版，1971年增订版改名为《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在美国出版。

　　“海伦认为，长征虽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却对红军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影响。”郑培燕说，“海伦在书中特别提到，长征是个熔炉，它把各种元素都熔合在一起。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优质钢铸成的精华，而不是身披铁甲的武夫。实际上是长征改变了红军的特点，使它从土地革命的战士和保卫者变成新革命阶段有觉悟的先锋战士。”

　　1949年5月，海伦与斯诺离婚，此后没有再婚，并一直保持了“斯诺”这个姓氏。海伦·斯诺自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与中国结缘，并在中国度过了10年青春岁月，她一生创作的四十多本书稿，有十多部与中国相关，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本报记者 方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