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离不开时空架构。除了时间标志以外（参胡言《小说中的时间标志》，载2016年4月3日《新民晚报》“国学论谭”版），小说作者如何设置空间，显然也不会是随心所欲的，而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比如《儒林外史》，不仅在悠长的时间中，而且在广阔的空间里，展开其连环套式的故事，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除了引子为元末王冕的故事，发生在浙江诸暨以外，小说开篇是在山东汶上，接着到了广东南海、番禺、高要，然后又回到山东汶上，又到了江西南昌，浙江嘉兴、湖州、杭州、温州，然后经过芜湖、扬州、安东，慢慢地向南京靠拢集中。而南京正是空间的中心，真假名士表演的舞台。正如在《水浒传》里，各路好汉聚义梁山泊；在《金瓶梅》里，各地商人贸迁清河县。与南京相对的则是北京，不仅是地理上的首都，也是体制内的象征，与体制外的南京相对，为真名士们所不喜。《儒林外史》的潜在模板是正史里的“儒林传”，“外”是相对于正史的“内”而言。但在形式上，必须具备正史“儒林传”的时空格局，所以有了《儒林外史》的悠广时空；又以南京和北京的对立，展示其体制外的价值观。有专家说，《儒林外史》之失，在于缺乏一个贯穿全书的主角；若天假吴敬梓以年，他会让杜少卿成为这样的主角（陈汝衡《吴敬梓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49-150页）。但试问，正史“儒林传”会有贯穿始终的主角吗？始于成化末年（1487），终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超过百年的悠长时间（还不算引子、尾声），南至广东，北至山东、北京，以南京为中心的广阔空间，有什么超人可以贯穿这样的时空？不仅杜少卿做不到，其他人物也做不到。
小说里的空间设置，也可以表现为虚拟空间，作者凭借它寄托理想，以与现实空间相抗衡。《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就承载了这一功能。“大观园”所围起的，是一个干净的“孩子世界”，那里情欲还没有抬头，与外面的“成人世界”对立，那是被情欲毁坏的世界。“可以把大观园内的世界看成是一个孩子世界，而把大观园外的世界看成是一个成人世界。在小说家看来，大观园内的孩子世界是一个干净的世界，一个‘情’的世界，一个理想的世界；而大观园外的成人世界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一个‘淫’的世界，一个现实的世界……大观园内的孩子世界的崩溃，正是因为孩子们的长大成人。女孩们的出嫁当然是一种标志，另外，对于性的渴望则是另一种标志。绣春囊的出现之所以显得如此严重，正在于它乃是一个孩子世界即将崩溃的信号。”（参拙著《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第四章第二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小说借助空间设置的不断转换，可以表现人物的历险或成长。《西游记》《围城》等名著就不用提了。在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里，与历史记载的语焉不详不同，女主角王翠翘的苦难历程，被安排在北京—山东临淄—江南无锡—浙江台州—钱塘江、杭州这个一路南下的线性空间里。读者可以解读为，京师象征了出身的良好；江浙是倭患的重灾区，在那儿容易遇见倭寇头目徐海；徐海败亡以后，王翠翘投钱塘江自尽，可与古时曹娥投江“互文”……但更大胆一些猜测，这个一路南下的线性空间设置，与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是否具有隐秘的联系？北京的沦陷，南明小朝廷的建立，反清复明的希望寄托在郑成功身上，而其父郑芝龙原本就是大海盗……（顺便说一句，在此后越南人改写的汉文小说《金云翘录》里，女主角的故乡被从北京挪到了雷州——毕竟雷州离越南比北京近得多了。）
小说里的空间设置，也可以故意缺失或隐藏，这同样能够反映问题。在朝鲜时期文人金万重的汉文小说《九云梦》里，大唐天子面临诸多内忧外患的困扰：“而时国家多事，吐蕃数侵掠边境，河北三节度或自称燕王，或自称赵王，或自称魏王，连接强邻，称兵反国。”（《贾春云为仙为鬼 狄惊鸿乍阴乍阳》）却全未提及困扰隋唐多年的高句丽。“大小臣僚言议矛盾，皆怀姑息之计。翰林学士杨少游出班奏曰：‘宜如汉武帝招谕南越王故事，亟下诏书，告以祸福；终不归命，用武取胜。万全策也。”（同上）汉武帝平南越两年后，也曾这样对付古朝鲜：“元封二年（前109），汉使涉何谯喻右渠，终不肯奉诏……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史记·朝鲜列传》）但杨少游上奏时只记得前者，于后者却似乎有意失忆。小说写杨少游平藩镇，降吐蕃，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却从未提及朝鲜半岛。而正是在这梁启超所谓不记载什么的“消极史料”里，透露了作为朝鲜半岛文人的金万重的隐秘心曲。
在有些小说里，空间本身就是重要角色，有时甚至可以成为“灵魂”。比如宋元话本小说每以杭州为故事发生的舞台，美国汉学家韩南乃称之为“杭州现实主义”。对于川端康成的《古都》，评论家山本健吉认为：“作者是要描写美丽的女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姐妹俩，还是要描写京都的风物？何者为主，何者为从？这委实难以闹明白。小说是为了描写这对孪生姐妹难以改变的命运而需要京都的风物，还是恰恰相反，是为了引出京都的风土、风物而需要这对姐妹？我的想法更倾向于后者。”（新潮文库版《古都》解说，东京，新潮社，2010年，第272-273页）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最后这样结尾：“不知是过了五年还是十年，在一个静谧的夏日的傍晚，戈尔顿和杜多罗夫又一起高坐在敞开的窗户旁，窗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傍晚时候的莫斯科。他们正在翻阅格兰尼亚整理的日瓦戈作品集……窗外一望无际的莫斯科是作者的故乡，他一生经历的事件大半在这里发生。但在他们看来，莫斯科现在不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地，而是今晚他们手中那部长篇故事中的主角，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故事读完了。”（蓝英年、张秉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也就是说，在《古都》《日瓦戈医生》中，京都、莫斯科就是主角，空间成了小说的灵魂，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人物。
从小说结构上来说，把空间设置开宗明义就交代清楚的，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小说开头就是一大段睡眠描写，翻个身就感觉到了哪里哪里，新的睡姿又产生了新的回忆，借此把几处主要空间都介绍到了，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一个总纲。“半夜梦回，在片刻的朦胧中我虽不能说已纤毫不爽地看到了昔日住过的房间，但至少当时认为眼前所见可能就是这一间或那一间。如今我固然总算弄清我并没有处身其间，我的回忆却经受了一场震动。通常我并不急于入睡；一夜之中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追忆往昔生活，追忆我们在贡布雷的外祖父母家、在巴尔贝克、在巴黎、在东锡埃尔、在威尼斯以及在其他地方度过的岁月，追忆我所到过的地方，我所认识的人，以及我所见所闻的有关他们的一些往事。”不仅是空间介绍清楚了，而且时间也全部出现了：“一个人睡着时，周围萦绕着时间的游丝，岁岁年年，日月星辰，有序地排列在他的身边……那时沉沉的黑暗中，岁月、地域，以及一切、一切，都会在我的周围旋转起来。”（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第一部《贡布雷》）但是，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总纲，是要读完全书才能明白的，可是它却被置于全书的开头，吓退了许多没有耐心的读者，也包括当年的许多出版商，致使小说出版好事多磨，蹉跎良久。（1913年2月19日左右，奥朗道夫出版社总编辑恩布洛在退稿信中写道：“我这人可能是不开窍，我实在弄不明白，一位先生写他睡不着，在床上翻过来又翻过去，怎么居然能写上三十页？”）
空间设置还可表示作者的好恶。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里，作为杭州人的艾衲居士，借着苏州扁豆的形厚中空，把苏州人着实奚落了一番：“这也是照着地土风气长就来的。天下人俱存厚道，所以长来的豆荚亦厚实有味；唯有苏州风气浇薄，人生的眉毛尚且说他空心，地上长的豆荚越发该空虚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原来天堂里也有互踩。司汤达的《红与黑》里，于连和市长夫人的情事败露后，躲进了贝桑松一家丑陋的神学院。司汤达其实从未到过贝桑松，不过那里却是雨果的出生地。司汤达一向厌恶雨果，批评其诗歌毫无意义可言；雨果则反唇相讥道，司汤达从不了解写作的真谛。神学院设置在贝桑松，也许并非无心之举？
如果不限于小说，那么在侯孝贤执导的《悲情城市》里，以各地方言象征不同的空间，也承载了同样的好恶功能：说闽南语的是良善的本地人，说日语的是他们的日本友人，说北方话的是凶神恶煞的大兵，而最大的反派人物，一个流氓头子，开口闭口“册那”的，却是阿拉上海人……作为一个上海人，对于编导的这种安排，我一直心存芥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