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自小到大头一次在海外过年，在伊萨卡的好友很担心我，跟我说要珍重，还希望我买个电炖锅，可以自己给自己炖鸡汤。我告诉他没关系，因为那天晚上工作坊里会有十个同学陪我吃年夜饭，我不会孤单。

　　我似乎再一次天真了。来美国近半年，我已习惯自己是工作坊里唯一的外国人，工作坊里虽有零星国际学生，但除我外的同学都是英语母语，且多自小在美国长大，所以一同出去聚餐的时候，但凡他们聊起音乐，电视剧，美国各个地方的差异，我完全傻眼，尽管我已习惯告诉自己，这很正常，没必要难受。

　　我的年夜饭饭桌特别奇怪，包括华裔同学在内，我是唯一会说中文的人。我问一位来自纽约的华裔同学威廉，他家里如何庆祝春节？他告诉我：“我妈妈做火鸡。”我顿时瞪大眼睛，向他确认：“火鸡？”他说：“对，我知道这很奇怪。”

　　另两位华裔同学一位来自菲律宾，一位来自马来西亚，他们扳着手指算了算，都是第四代移民了，菲律宾同学已没有庆祝春节的习惯，马来西亚同学有，然而也不太一样，她说他们全家吃完饭后去看电影，如同一个寻常的假日。

　　美国的中餐馆循环播放着充满年代感的广东歌，那天我们一入座包房，传来的音乐是Beyond的《冷雨夜》，我很激动，说这是Beyond！威廉说他听过Beyond的演唱会，在亚特兰大。后一首歌是陈小春，我说快听，这是陈小春！他没有弄清陈小春是谁，我掏出手机，查了陈小春的英文名，Jordan Chen，他才知道。马来西亚同学马上说她喜欢《古惑仔》和郑伊健，当然，她说的不是中文，而是Young and Dangerous和Ekin Cheng。

　　当晚威廉再次提起他的堂爷爷是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璈，我看着美国同学的表情，就知道为何他第一次和我吃饭时聊到这个话题时如此失落，“东京审判”、“海牙国际法庭”在美国同学那里得不到任何共鸣，我马上补充，梅法官在中国是个towering historical figure，然而似乎也没什么用处。但其实威廉也是不明白的，梅法官访问纽约时他很小，他说那时候的他一心只想成为摇滚乐队主唱，根本不知道他堂爷爷的经历，加之梅法官为人谦逊低调，他是多年以后开始写作才依稀感知这背后沉甸甸的历史分量。他很感惋惜，却束手无策，他手头有梅法官的中文自传，但他无法阅读中文。

　　说实话，那天的我很希望恢复自己在上海宴请朋友的气度，我提前订了包房，刚进去就告诉他们，我们要用传统的中国方式来过年，那就是，我来买单，大家不用就此争论。我用中文点了一大桌的菜，点了清酒，然后我看到每一碟菜中都被放上一个公用的调羹，美国同学犹豫着要不要关包房的门，她问我：关了门服务员会不会就不送菜进来？我说不会，包房的意义就是在于关上门可以说话。此时才发现，连“包房”也是特别中国的产物，西餐餐厅似乎没有。

　　他们问我为什么要设包房，我只能向他们解释粗浅的中国饮食文化，中国的关怀体现为照顾对方的身体，一同吃饭意义非凡：一桌饭之后，“生人”可以变做“熟人”，而这一桌饭，很多时候又需要维持高度的私密性，包房之内，是自己人；包房之外，是外人。

　　可以想见，这些文化的细节至多引起美国同学的一句惊叹：“太有趣了！”那晚我独自饮掉两瓶清酒，只有威廉注意到了，他问我：“你喝完两瓶清酒，还可以回去吗？”我说：“放心，我可以。”于是，他称赞了我的酒量，却无法体察我的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