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剧协”公演为洪深根据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温德米夫人的扇子》改译并执导的《少奶奶的扇子》。首演时，洪深除任导演，还兼饰刘征英；其他上阵演员有孙少安、王毓清等。洪深的改译首先忠实于原著情节内容，但洪深将故事中所表现的风俗人情和人物对话予以了中国化，让观众觉得故事就像发生在中国。其次，布景以硬片替代布条、台上门窗屋顶采用实景、灯光可随剧情气氛、时空转换等，皆成为该戏的创举。

　　不过在一片赞誉声中，洪深也意外地接到一位陌生观众对这出戏“表示出一定的满意之外，还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的来信。这位写信人即田汉。不久田汉致信洪深，提醒他道，“上海戏剧文学及舞台艺术有真知灼见者不多，而旧势力、似是而非的势力又特大，望兄莫误于浮名，莫与旧势力握手，否则成功之希望有限也。”

　　田汉的提醒，让洪深与他越走越近。继1928年洪深加入田汉领导的戏剧团体“南国社”外，又于1930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在后者影响下，洪深于1930年、1931年创作出农村三部曲的前两部《五奎桥》《香稻米》。“在这两部剧作中，他对剥削农民的地主乡绅、放高利贷的资本家和代表帝国主义者深入农村进行掠夺的买办们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反映了当时的江南农民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和反动阶级之间进行的自发斗争。中国话剧舞台上出现这样的农民，恐怕也是第一次。”

　　嫉恶如仇的爱国者洪深

　　提到1930年，洪深的正义感在这一年2月22日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曾有过一次大爆发。那天洪深坐进大光明电影院观看美国影片《不怕死》（又名《上海快车》）。但看着看着洪深再也坐不住了，他从主演罗克的表演中，察觉这部影片完全站在西方殖民主义立场，侮辱中华民族和丑化中国人。未等散场，洪深即愤慨离席，随即赶到日晖里41号南国社找到田汉，讲述了事情原委。洪深对田汉说，这部电影会在“大光明”一演再演，我要回那里上台演讲，号召中国观众退票，拒绝观看这部影片！接着洪深告诉田汉，“大光明”坐落在公共租界，估计这样一来，影院外方经理和工部局巡捕房会干涉甚至拘捕他，他会联系明星影片公司法律顾问，一旦自己被捕，请这位律师为他出庭辩护。

　　田汉支持洪深的正义，但他觉得由洪深一人去未免势单力孤，而且万一出什么事也没有人传递信息。于是就安排了南国社的张曙、金焰、田洪、廖沫沙等年轻人随洪深前往，一则保护，二可助威。果然，那天在“大光明”，当银幕上出现《不怕死》侮辱中国人的画面时，只见洪深一个跃起跑上舞台，站在那里大声抗议。然后情绪激昂地向观众发表演说，激起了观众的民族义愤；最后有观众大呼：“打倒帝国主义辱华影片！”与此同时，许多观众纷纷起身，表示要去退票。

　　洪深此举果然惊动了院方，只见外方经理不一会即领着几个壮汉过来，不由分说扭住洪深，强行把他带到经理室。张曙、金焰、田洪、廖沫沙等人见状，也一拥而入。随后双方便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洪深被关进老闸捕房。从那里出来后，他即向特区法院起诉，控告大光明影院放映辱华影片，而且侵犯人权。3月13日开庭那天，洪深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行径，引起旁听席上群众强烈共鸣。经过数月斗争，最后在这年8月，该片主演罗克在美国报纸刊登公开道歉信；收回《不怕死》影片拷贝，严禁在中国其他城市放映；大光明影院则向洪深登报道歉。

　　洪深的嫉恶如仇，也凸显在对汉奸的不齿上。1938年春天，洪深出席在武昌国民党召开的一个茶话会上，适遇行政院长汪精卫在会上发表对抗战形势悲观失望论调。洪深忍无可忍，汪甫讲完，洪深即起身说：“我对汪先生的话有意见！”接着就逐一驳斥汪的谬论，汪既不敢与洪深交锋，又怕下不来台，遂起身由一群随从簇拥着离去。其情状狼狈不已。至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洪深和他的同志们更是同仇敌忾，集体创作了《走私》《钨》《洋白糖》《汉奸的子孙》等剧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罪恶活动，对激发中国民众抗日情绪，产生了积极影响。

　　“西安事变”爆发一个月后，洪深还和傅东华、邵洵美、叶灵凤等邀集王统照、沈起予、徐迟、赵家璧、戴望舒等八十余位文化艺术界人士，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举行座谈会。洪深在会上以召集人名义，当着列席的国民党官方人士方冶、潘公展、洪瑞钊三人面，向与会者疾呼：现在国难临头，我们为了以全民族集体的力量，克服一切民族解放的障碍物，必须不分朝野，大家结合起来，一致做统一救国的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洪深愈加积极投入上海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组织了由他任队长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深入大后方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多地演出《九·一八以来》《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此时正值国共二次合作期间，不久，洪深暂离二队，进入由郭沫若任厅长、专司宣传的第三厅，负责戏剧工作。不到半年时间，洪深就把分散在各地的戏剧从业人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业务和军事训练，最后组成十个抗敌演剧队，深入各战区，以戏剧为武器，演出抗战戏剧。

　　最后的上海之行

　　洪深对上海有着不一般的感情。洪深后来长住北京，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罹患绝症的洪深到上海看望朋友，赵清阁撰文回忆道：“他已经明白自己患上了绝症；但他不愿告诉别人，让别人为他忧心。他正悄悄地用乐观主义的精神，向世界告别；向亲友告别；向曾经留过他的足迹的地方告别。他装出一种轻松愉快的神情，讲叙他此番南来的计划：他要在上海看望一些老朋友，走访他曾经长期执教的复旦大学，他还将去解放前的西藏路东方饭店开个房间。”洪深此行还郑重地告诉赵清阁，“上海市文化局答应我，要把我指定的那间过去常常用来写作、谈戏的房间，腾出给我住一晚，让我回忆回忆旧日往事；在那里我曾和不少导演、演员、作家，讨论过剧本的演出，创作，那是一个值得缅怀的地方”。

　　洪深一定记得，1935年春，即田汉被捕的第二天深夜，有五六位“自己同志”聚在东方饭店四楼洪深下榻的房间，秘密商量着如何营救田汉。座中一位知情者向大家讲述了田汉被捕经过，他说特务们最初去田汉家抓他时，田汉正和几位戏剧界同仁睡在四川北路的东亚饭店。可田汉在那里睡不着，最后还是穿衣起床，硬是回家。结果刚走到家门口，就被蹲守在那里的特务抓获。此时洪深表示，他打算亲自去南京向国民党交涉，向他们提抗议，如果后者说田汉因为是“左联”人被抓，他就告诉他们，“我也是左联的人，你们把我抓起来和田先生关在一起好了”。

　　据知后来还是夏衍拦住了他，说还是要另外想办法，这样不够策略。夏衍这样说，当然也是出于为洪深的安全考虑。而洪深对赵清阁所说想去的东方饭店，此时已改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赵清阁昔日也曾在这里与洪深讨论过和他合作的电影剧本《几番风雨》。当时赵清阁还不清楚洪深寻访故地“东方饭店”的用心，还以为他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想去作故地游，以寻找灵感。但洪深对此却连连摇头，说他的创作生涯已经结束，他不再创作了,并说他此次离开上海后，还要去常州故乡扫墓，顺便看望家乡父老。

　　那天洪深在赵清阁家里吃了晚饭。告辞时，赵清阁送他出来，洪深请她送他到弄堂口，并说，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来这里，以后恐怕不会再来了。听了这话，赵清阁回忆道，“我微微一怔，旋即释然，以为他又是说笑话，或背诵什么戏的台词。他常在谈话中喜欢夹背几句莎士比亚，因为他教了几十年的莎士比亚，莎翁的作品他已背得烂熟了”。然而，这次真的是赵、洪两人的永诀！1955年8月29日，洪深病逝。赵清阁闻此噩耗，惊愕不已，忍不住失声痛哭。

　　（摘自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都会遗踪》第二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