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送了我半箱子VCD，其中有《半生缘》、《杜十娘》、《怨女》等等老片，她对我说，“这是我以前上国文通识课的时候用的，以后你给别人上课，也可以用。”那时候，我的行李箱已经整理好，满满当当，像装着一个家。于是我看着那一大堆带壳的电影碟片，内心实在有点震惊。我不知道老师知不知道这些网上都有，但我还是将它们都带回来了。我记得老师还对我说，她很喜欢潘虹演的杜十娘，觉得她好漂亮。

　　过年时候整理东西，我将这些VCD都归置在一起，像一种温暖的纪念。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用影碟机播放这些电影，像使用从前的录像带、卡带、投影仪、3.5英寸磁盘一样充满怀念。仔细说起来，记忆深处的那些老机器，也并非是很久以前就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生活。事实上直到去年7月，世界上最后一家录像机生产商日本船井公司才真正停止录像机产品的生产。尽管VCD早就取代了它，但它真正离开我们，居然是去年，携带着《古惑仔》、《唐伯虎点秋香》的记忆，彻底走入了我们远去的童年。

　　总是在不经意间，技术的演变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方我现在的电脑已经没有光驱，我也不再用影碟机看电影。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盗版碟的老主顾，省吃俭用买电影看，那些老板跟我开的玩笑我还记得，现在人去楼空，所有的采购经验如幻梦。那些用透明塑料袋或塑料壳装的七块到十二块一张的光盘，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不久以前似乎这些东西都在手边，但很奇怪，仿佛突然间，就都不见了。盗版的很难找，正版的也不常见。流媒体势如破竹，B站更是热闹得如火如荼，通过弹幕，边看电影边和两年前某人公开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事情的变化虽然残酷，却并非毫无预兆。我有个好朋友曾在美国留学，业余时间则在环球唱片实习。到这间公司的的第一个月，她的工作就是把CD外包装全部撕掉，只留下壳，因为唱片已经卖不动了，壳还可以用。她撕了整整一个月，心情很复杂。她说，“这是我以前最向往去工作的地方”。许多年后，因为很喜欢周蕙版的《东山一把青》，我特地去音像店买了CD。但我既没有音响，连光驱都没有。买了CD我也听不了，我只是在心里默默觉得，CD可能还没有消亡。趁它还在，可以留个纪念。

　　“物”的美妙在于，它有它的物质形式，更有它的想象空间，有它的寄情、同情，有岁月的味道。去年年底，有次和张新颖老师聊天，我问他们以前是怎么印论文的，又没有电脑。他说，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他们要从复旦坐车去一个渡口，然后坐船，去崇明。到了崇明呢，要住在印刷店的人家里。他们的鸡啊鱼啊都很好吃，不用钱，对学生来说，比学校吃得好多了。然后，工人开始排字，排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继续修改论文。这样要花费个几天，再回上海，总而言之是很开心的一个旅行。但我们现在刊印论文很方便，旅行就消失了。消亡的是旅行。

　　我不算是个怀旧的人，匆匆忙忙地过日子，来不及想得太多、想得太细。近来又听说，许多小朋友的考卷也都在iPad上完成，学校里印发纸质的考卷，成了不怎么常见的事，这听起来多令人惊讶。

　　作为一个许多人眼中的“年轻人”，我也是写过油印试卷的“上一代”人了。即使做不出题目，还能闻到浓浓的油墨味的考场，恍如隔世。那些用手写题目考我们的老师，去哪儿了呢？从出题、到刻写、到油印、到吹干……不管是哪一科目的老师，都要参与这种“手艺”的制作过程。我们写着写着，手腕上会有一排排黑印，弄得不好还会擦到脸上。到底是哪一天开始用上了电脑排字呢，不记得了。哪一天用上真正的白纸做的考卷呢？也不记得了。如今小孩子都用电脑做题，这样的事和谁细讲呢？

　　二十世纪已经飞也似的过去了。惟将旧物表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