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中，佛教的出家人都是辞亲别家，远离父母，其剃发出家的信仰生活，至少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孝经》中所言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及《三字经》所言“父母在，不远游”相违背。因此，出家僧人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未能有儒家士大夫阶层成圣成仁而备受尊敬的地位，儒佛之间的抵牾不断，佛家出家制度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法制度之间的张力，是其主要因素。然而，佛教的中国化历程已然两千多年，中国佛教也早已完成了自觉融入于中国社会，佛教界的精英们，如北宋著名学问僧、云门宗大师契嵩禅师在自己的《辅教篇》中，留下了将佛教之杀盗淫妄酒之五戒比照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儒家伦理之规范的著名论断，并对《孝经》提出了自身独特的融贯儒佛的见解。其实，笔者在佛学院执教数十年，与僧尼大众有着深入的接触，他们事亲于心、行孝于日常的关怀父母乃至祖辈，点点滴滴亦是符合“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确实大多中国僧人虽然人在道场，心寄佛门，然而事亲之举，则均遵循佛陀“上报下济”之要求，可谓“五者备矣”。

　　其实，中国僧人和佛教居士们对待事亲尽孝的伦理，不仅有传统中国人伦文化的熏陶，亦有佛教信仰中慈悲济世、上报下济情怀的涵养，更有来自佛教的孝经《盂兰盆经》及其相关的节日，即农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的熏陶。从中国佛教信徒、特别是中国僧人和道场十分注重盂兰盆节期间所举行的盂兰盆会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事亲行孝这一重要人伦规范的践行中，佛教中国化在事亲这一中国传统社会最为敏感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结合中印两大文明之精华、援儒护佛、契佛入儒的圆融。

　　盂兰盆节，以举行盂兰盆会而得名，节日及法会系汉语语境下的佛教信仰者根据《佛说盂兰盆经》所举行的超度历代宗亲的佛教仪轨。《盂兰盆经》述说到：目犍连尊者为佛陀弟子，有神通第一之称，其以天眼通见亡母生饿鬼道受苦而不得救拔，故告知释迦牟尼佛，佛陀为说救济之法，要求其于七月十五日众僧自恣（即道场“清众恣举己所犯之罪对他比丘而忏悔”之仪式）时，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在厄难中者，集百味饭食安盂兰盆中，供养十方自恣僧。七世父母得离饿鬼之苦，生人、天中，享受福乐。此即为盂兰盆会之缘起。“申孝报恩，救苦之要，以目连救母为始也。梵语盂兰，此云救倒悬也，盆则此方器也”。此即谓“盂兰盆”之义。

　　中国传统社会对事亲行孝之人伦特别关注，《孝经》有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因而孝亲之人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已然提升到宗教信仰的高度，与顺乎天地之道密切相关。而佛教的僧团制度貌似辞亲别家、非娶非嫁，与宗法制度要求的事亲于膝下、继承家族血脉有着矛盾。但从《盂兰盆经》主张的孝道，即“乞愿便使现在父母寿命百年、无病，无一切苦恼之患，乃至七世父母离饿鬼苦，得生天人中，福乐无极”而言，似乎佛家之孝道更具有令历代父母得以超荐解脱的功效。由此，笔者所见所闻的僧尼大众与佛教居士们，亦更为注重盂兰盆会，及其给世间带来的精神与情感的慰藉作用。关键的是，盂兰盆节及其法会的事亲行孝的宗旨与中华传统孝道之间融洽而不悖。

　　十日谈

　　享受传统佳节

　　明起刊登一组《我与虹口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