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一天，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摄影师奚天鹰到演员方舒家做客。奚天鹰和方舒是多年的朋友，突然生出一个想法，想给方舒拍一张肖像照。奚天鹰迅速按动快门，留下了一张回眸微笑的半身像。

　　这张照片后来被收录在1984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四开本挂历《影中人》中。这本中国最早的“美人挂历”汇聚了沈丹萍、刘晓庆、陈肖依、方舒、斯琴高娃等女星，印数高达22万册，创了当时挂历发行的纪录。

　　试水

　　迪斯科、披肩发、流行歌曲、朦胧诗、裸体画、“伤痕文学”“星星美展”……有人将中国的80年代与20世纪初俄国的白银时代相提并论，大家对美的好奇和未来的憧憬，在久经禁锢后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美人挂历的产生便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挂历是由民国时期的“月份牌”演变而来。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发展成挂历的形式。当时，上海粮油、纺织、茶叶、机电等涉外公司，为扩大贸易，每年于圣诞节前约一个月，印制多种挂历运送到海外各国作为宣传。它的形式，最早多为六开、四开，随后发展至对开甚至全开。挂历出现时，因印刷精美，又是非卖品，许多家庭求之不得。

　　最开始流行的是风光挂历。奚天鹰没想过，为方舒拍摄的这张生活照会被印成挂历。之前，他只为单张年历拍摄过古装美人。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在此之前，这属于‘封资修’，是要被打倒的。”

　　1983年年初的一天，奚天鹰和中央影视公司的几个朋友聚会聊天，突然发现每个人手里都有几张知名女星的肖像照。他灵机一动：是不是可以集中起来，出一本挂历？

　　在杭州市武林路125号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暗房里，当时社里几乎所有的领导，以及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人事处处长都被邀请来，观看这12张“可能会惹麻烦的照片”。会议作出了没有决定的决定：还是让一把手拿主意吧。

　　社长当时正在北京开会。为了赶进度，特许奚天鹰坐飞机赴京。在华都饭店，奚天鹰把全部样片摊在社长面前。社长一张一张地看，依旧举棋不定：“要不让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也给点意见吧。”

　　于是，奚天鹰又拿着样稿赶到天津，找到正在开会的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刘杲把反转片的样稿一幅一幅拿起，对着阳光仔细审视，又一幅一幅放下，不发一言。沉默而仔细地看完了所有样片后，刘杲终于转过头，对奚天鹰说：“这些演员的照片都很健康，我看，没什么不可以出的嘛！”

　　这本名为《影中人》的挂历一摆上当年的订货会，出版社会计的算盘就噼里啪啦响个不停。“22万3千本？没算错吧！”奚天鹰吃惊地问。会计把各大新华书店的订单重新又加了一遍——没错。而此前，一本普通挂历能有两三万的预订量，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业绩了。

　　《影中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年起，其他地区的美术出版社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明星挂历，并逐渐汇聚成一股持续十余年的潮流。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娄德龙在求学期间对中国的挂历审美做过专门的研究，并为此收藏了近三千张挂历。他分析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的挂历热，既与贫困生活中的人情交往相匹配，也与长期处于思想枷锁后突然的思想解放相适应。“那个时期的美人挂历的标题往往是‘韵’‘纯’‘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的定义，但画面中的女性，眼神又都是热辣的。可以说，在信息流动尚不通畅的时代里，挂历成为中国人审美启蒙和性感启蒙的重要载体。”

　　大战

　　整个90年代，“挂历大战”年年都会打响。《编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介子平在《挂历风云一瞥》中写道，1995年，浙江人美、浙江摄影、西泠印社、中国美院四家出版社当年的挂历总发行量达210万册，许多品种单册印刷都达到了10万册以上。每年12月中旬，各大新华书店里的挂历已大部分脱销，存货很快也批销一空，出版社每年都会紧急加印十余万本，也不用担心卖不出去。“那时的挂历，是没有库存的。”奚天鹰说。

　　价格也节节攀升。用80克国产铜版纸印刷的对开低档挂历，1987年的平均价格为每本8元，1988年就涨到了11元，此后每年增长3元到4元，到1995年时已涨到了40元。用128克进口铜版纸印刷的高档挂历，在1995年的最高定价为288元。

　　挂历为出版社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利益。效益好的那几年，奚天鹰原来的日本玛米亚相机，换成了瑞士哈苏相机。他骄傲地回忆，当时浙江省各个出版社集资盖楼，需要200万元，“人美社第一个交齐了钱”。

　　利益也催生了欲望。当时，出版及销售挂历需要有新闻出版署核发的书号，搞不到书号的人便铤而走险。比如，1991年后，浙江义乌出现专门非法印制挂历的“挂历村”。盗印的渠道有很多，比如不经出版社允许，与印刷厂串通私自加印，或直接向别的印刷厂购买挂历版样印刷，一些实力较强的，还会自己拍摄一些着装暴露、尺度极大的女性照片，以扩大销路。

　　果然，媒体上出现了对挂历美女审美的批评后，国家新闻出版署随后也推出规定：挂历中的女性“三点式”照片，必须在体育场馆范围内摄制。

　　尾声

　　美人挂历的衰落，似乎是从一枚钉子开始的。

　　千禧年后，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商品房，面对刚刚刷好的白墙，他们犯了难：要不要为了一本挂历而揳进一颗钉子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时代衰落的表征。挂历市场的繁荣和衰落，由多重因素叠加而成。比如，对公款消费的控制。1996年，北京市政府便明令禁止公款购买挂历，随后，从80年代初兴起的美人挂历潮渐渐黯淡了。

　　据统计，1998年，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注册的销售挂历的批发零售书店，已由原来的150多家减少到了32家。

　　钱豫强的最后一本美人挂历拍摄于2006年。他形容这次拍摄是“兵败华容道”。这本挂历只印了一万册。整个2007年，浙江人美社全社只出版了这一本美人挂历。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国内互赠挂历的通知》，并对挂历定价进行最高限价，已处于穷途末路的挂历产业迎来了最后的、或许也是最严峻的挑战。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被称为“中国台挂历生产基地”。这个面积只有40多平方公里的乡镇，有着200多家台挂历生产企业和个体户，占据了国内台挂历市场80%以上的份额，年销售额曾达10亿元人民币。但据报道，2013年“禁公令”和“八项规定”实施以后，当年的台挂历礼品展，参展商便由高峰时期的400多家直降至120家，订单量也只有以往的一半。原来，过去一半以上的订单是由政府单位和金融企业撑起的。

　　苍南县的台挂历企业如今已将生产和销售市场转向了国外华人群体，挂历的主题也多以中华传统文化和家居风景为主。美人挂历，变成了一个有点土气、又带点风尘气息的词语，很少被人提及。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