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时隔95年，再次读到这些文字，依然让我们热血沸腾。

　　1923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发刊词中的疾呼如此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从此，鼓舞中国青年的声音从淡水路66弄2-6号的编辑部不断传来，要唤起青年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而努力革命。

　　绿地里的革命旧址

　　即使是冬天，延中绿地依旧绿意盎然。在深深浅浅的绿色中，有一排透着古朴气息的二层石库门房子，这便是《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一个诞生唯一一本延续至今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刊物的摇篮。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后，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青年积极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同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党的三大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1923年10月，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把“打倒列强除军阀”变成一声声呐喊，希望青年们担起这救国的使命。

　　创办之初，《中国青年》编辑部没有固定的场所，直到1924年的春天，编辑部最终选址定于萨坡赛路朱依里252号的一幢石库门楼房内，也就是如今的《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据说那是“狭窄的房子，有一两个书架子的参考书，工作人员在那里开会、看书、写文章，有时还校对，夜里就在那里睡觉。”当时的底楼客堂是肖楚女的寓所；二楼的客堂和亭子间作为编辑部办公室；三楼小阁楼是印刷间。期刊的第一任主编是恽代英，之后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林育南、任弼时、李求实、陆定一等，都担任过主编或编辑工作。

　　《中国青年》创办时是周刊，从1923年10月至1927年10月出版了168期，留下了240多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更从创刊时印发3000册，最多发行到3万多册，成为当时发行最多的革命刊物。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都曾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

　　被鲜血浸染的名字

　　《中国青年》的编辑和主编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多是文人出身，带有中国传统文人和现代革命者的双重气质。其中恽代英的名字和《中国青年》紧密相连。因为他不仅是首任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为其写了185篇文章，占其一生所发表文章的约2/5。

　　恽代英是“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五四运动时他是湖北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几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他应邓中夏之邀来到上海，直到1931年4月在南京就义，一直从事中国共产党和团的工作。

　　他在《中国青年》发表的杂文笔锋剔肌析骨、置敌死命，讽刺幽默辛辣、绝妙切中，论述剖情析理、层层深入，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跃然纸上，但对于青年学生，又耐下心来谆谆教诲。他在《中国青年》发表《假期中做的事》，勉励学生在假期中“看报与杂志”，“看近代的中国史、西洋史”，“看中外历史上伟人的传记”，同时“找一点有益社会的事做”，“养成帮助社会的习惯”。他在与青年读者的几十次通讯中，解答青年的许多切身问题，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中国青年》的作者群，除了年轻有为的革命家，还广纳贤才，吸纳文学方面的朱自清、茅盾等人，同时也不排斥民间八方青年和海外人士。据研究，不但作者性别不分男女，年龄也不论长幼，最小的作者仅为11岁。

　　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四年中，《中国青年》随着革命的浪潮而起伏，以其无惧无畏的战斗激情度过了最初的四年灿烂历程，沉静于黑暗中。而这背后则是一个个被鲜血浸染的名字。极端白色恐怖之下，恽代英、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林育南等人先后被敌人杀害，但他们早已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支支跳跃着红色的火把。这些《中国青年》早期编辑们的为人、为文、为思，为这本杂志在中国现代思想史、革命史和传媒史上赢得了丰碑般的地位。

　　专家点评

　　理想·青年·未来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国家进步。

　　这是近代志士梁启超的名言。中国共产党的先行者与梁启超先生心有灵犀，高瞻远瞩。

　　创党伊始，创办中国青年杂志，致力于培养造就进步青年。而创办者本身大多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其主编恽代英时年仅28岁。可见他们的远见卓识。

　　1923-1927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中国青年》杂志出版时间之长，发行量之大，影响力之广泛持久，殊属不易，令人感佩。

　　先贤的创举，可敬可嘉，更具榜样力量，我们理当效法追随。今天，我们应当竭尽努力，把青年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为复兴中华伟业，实现中国梦，共同奋斗。 

　　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