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本是抽象的，可聪明的中国人，却在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为时间界定出二十四节气，如此，就化抽象为具象，将时间具象化了。具象化的结果是：不仅使时间呈现出鲜明的物候特征，而且还赋予二十四节气以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

　　刘学刚的《中国时间》，就是对作为时间标志的“二十四节气”的解读。

　　二十四节气中，每一个节气，都有其鲜明的物候特征，也就是——大自然所呈现出来的物候变化。这是刘学刚每写一个节气，必先写出的。

　　刘学刚的独特之处，在于写物候特征，不是笼而统之地去写，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体验，以鲜明、具体的细节写出。他写一个节气到来之后：泥土的变化、草木的变化、虫鸟的变化，写节气在农业生产、农民身上呈现出来的变化。他甚至把观察物候变化的视角，触及到自己所到的某一个校园、自己亲手种植的一畦菜蔬、自己亲手栽植的某一棵树木，如此，从一小的视角切入，小中见大，以达“见微知著”之效果。

　　刘学刚的更为独特之处，还在于把物候特征，同“乡情乡思”结合在一起，这并非是观察视角的狭隘，实在是“刻意为之”。他写家乡的一座山、一块地、一道岭、一条河，一草一木、一花一果，书写它们在不同季节里，所呈现出来的美好景致，字里行间，都流淌着对家乡的爱，对家乡的情——真可谓“情之所至，一往情深”。

　　这本书来自于刘学刚的观察和体验。这种“体验”，来自肉身，更来自心灵的感悟。而这份“感悟”，则重点体现在刘学刚对二十四节气的文化、民俗认知上。

　　刘学刚在感悟二十四节气时，首先注重的是“文化记载”。例如，对《礼记·月令》《逸周书·时训》等书籍的引用。述惊蛰，曰：“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这样的“文化记载”引用，书中多多，它们建立在淳朴、甚至简单的科学依据上，是先人智慧的结晶，因此，就不仅具备一定的科学性、权威性，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使得这本书有了一份特别的严肃感、厚重感。

　　民俗，是民间百姓对物候现象长期观察，所积累的经验的总结。刘学刚在阐述每一个节气时，都大量引用了民间俗语，或者谚语，以之证明某一个节气的“季候特征”。例如，“立春晴，一春晴”“七九八九雨水节，种田的老汉不能歇”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俗语、谚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凸显了“季候变化”同农业生产的关系，而对这些关系的阐述，实在也是对农民智慧的一种张扬，一种讴歌。

　　述“民俗”，刘学刚还抓住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美食。与季节相呼应，每一个季节，中国人都创造出了相应的美食，这与“医食同源”有关，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有关。很多美食，是众所周知的，刘学刚自然述及。但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抓住了一个“野”字——草野之美食。而这样的“草野美食”，似乎更民间化、民俗化，更能彰显一个季节与乡间百姓的关系。

　　例如，立夏之后，他就写了“地皮菜”。“地皮菜，也叫地衣、地木耳、地软儿、地踏菜、地瓜皮”，单是这样的名字，你就能看出它的草野性，是一种真正“应季节而生”的美食。

　　物候、民俗、文化，有机融合，从而打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人与自然，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境地。

　　《中国时间》，是一部非虚构性作品，但它毕竟是一部“作品”，因此，就具备了很强的文学性，就呈现出亮丽的文学语言之美——诗性而饱满，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