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西部，国人的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唐代诗人王翰、王之涣的边塞诗，在“葡萄美酒夜光杯”“黄河远上白云间”等脍炙人口的诗句中体味那雄奇苍凉的格调与意境。今日的茫茫戈壁滩，昔日曾是绿洲星星点点环绕，孵育生息过林林总总的文明群落，成为沟通中西商贸交流的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它还是中原文化与包括佛教在内的诸多文化汇合交融的前沿地带，这一特性在以莫高窟闻名于世的敦煌体现得最为鲜明。

　　有关西部的书写，在当代文学中自成一体，它们或着意发掘、渲染当地的奇风异俗与蛮野气息，展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迸发而出的丰沛的生命力；或触摸到弥漫在贫瘠封闭的生存环境中的诸多苦难，以及人们为摆脱这一困境而作的殊死抗争。近年来，作为一名学者型作家，徐兆寿在西部写作中可谓异军突起，从聚焦大学生性爱心理的青春写作改弦易辙，在《荒原问道》《鸠摩罗什》等小说中以知识者的敏察深思和对精神价值执着的寻觅追求，为西部写作开拓了一方新的疆域。

　　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把《荒原问道》视为当代中国知识者的心灵史。夏木、陈子兴是两代知识者，其个人命运遭际与波谲云诡的历史进程纠缠在一起。夏木禀承了传统士大夫孤傲狂狷的情性，最终在古老、日趋边缘化的道家传统中寻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毅然逃离滚滚红尘，在荒原中营造出与天地合一的大象无形之境；而年轻的陈子兴在历经事业、情感的多重颠簸，远赴欧洲文化的摇篮希腊，希冀在明媚的爱琴海畔吸吮到本真的元气，将它与古老的中华文化融为一体，开辟出新的文明之路。

　　而新近问世的《鸠摩罗什》则将目光挪移到了1600多年前的古代西域，详尽展示这位佛教高僧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传教、译经的功德伟业。直至今日，人们依旧在《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等清通晓畅的汉语译文中蒙受其恩泽。比较之下，这两部作品尽管题材迥异，但内在的精神气质却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用文学的样式来书写这位译经大师，徐兆寿并不是第一位。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叶，施蛰存先生便借鉴精神分析理论，在短小精悍的篇幅内将这位佛门高人内心隐秘曲折的白热化冲突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而他的破戒正是其中的关节点，灵肉的激烈冲突酣然而起，难解难分，而被诸多森严戒条压制了的人性的苏醒，成就了他的破戒，也将他从高不可及的神坛上拉回到泥沙俱下的俗世之中。

　　如果说施先生当年禀承“五四”新文学倡导人性解放的宗旨，将鸠摩罗什大师身上炫目的神圣光彩进行解构，站在新世纪遥望往古的徐兆寿其着眼点则大相径庭。有责任心的知识者的当务之急是为人们茫然无措、焦虑不宁的心灵提供启示和慰藉。正是缘于此，他在处理鸠摩罗什这一形象时没有了施先生当年操着弗洛伊德式的解剖刀肆意挥洒的快意，而是极尽铺陈之能事，从稀少的史料出发，凭借想象力描绘了他致力于弘扬佛法、普渡众生的经历，同时将当年北朝西域区域内复杂纠结的政治、军事、宗教纷争穿插其间。显而易见，他的两次破戒也是徐兆寿关注的焦点，但在处理这位高士为人诟病的破戒时，暗中采取了体恤谅解的姿态，态度不无暧昧：作者不再将它作为人性战胜神性的凯旋，而是将它作为大师人性弱点的流露，更将它视为其通向更高精神法门的阶梯。正是以这种方式，施蛰存笔下鸠摩罗什身上真理与爱欲的冲突被消解了，书页中矗立起来的这位佛门高僧尽管身上有过失，但仍不失其为寻觅真理而孜孜以求。他尽管生活在古代，但与生活在当代的夏木、陈子兴可谓殊途同归。他们的特性，可以用苏格拉底临终前的话语来概括，“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他们的价值在于不断探究世界、人生的真谛。

　　在此，一个自古以来便摆在思想者面前的悖论再一次突现出来：究竟什么是天地宇宙间的真谛？如何处理肉身与精神间的关系？沉溺于肉体的欲念固然诱人误入歧途，但脱离了肉身的精神又能在何处安顿？徐兆寿的这两部作品作了别具匠心的追问，但和众多先贤一样，并没有也很难提供明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