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杨杏林率队叛变，保供给换官改政

　　崇明二区的抗日斗争一直非常复杂。国民党崇明县行政公署主任黄亚芗任命蔡凤诰为二区区长后，蔡凤诰对崇总的指示阳奉阴违，收税派捐却不上缴，更不管治安等政事，引起民众愤怒。在他的影响下，二区一批乡保长们也与日伪机构关系暧昧。

　　驻防二区的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由陈琨率领，这支部队中有30余人是从崔振兴、施维英、陈朝纲等部收编进来的，加上部队的政治工作不力，内部军心不稳。第三分队尤其危险，其中地痞流氓和地主儿子较多。崇工委的工作队进入二区后工作遇到很大阻力。

　　一次，夜校正在上课，忽然有炮声传来，还有传言说日本兵马上就要冲过来了，吓得听讲的群众惊慌乱跑。后来才发现是蔡凤诰纵容坏人放爆竹捣蛋。

　　1940年3月中旬，蔡凤诰卷款跑了。一天后，庙镇据点日伪军到二区扫荡。陈琨率三中队埋伏在凤阳镇东面高泥墩迎敌。就在陈琨发出战斗命令时，三分队长杨杏林率20多人不发一枪，擅自撤往东南方向。这下将陈琨的战斗计划完全打乱。日伪军趁机发起猛攻。陈琨率一、二分队向海桥镇方向撤退。当天，杨杏林终于撕下伪装，率领三分队集体叛变，到县城向日军投降。日军宣抚官石桥大吉十分高兴，马上将其编为伪军，跟随日军行动。

　　3月下旬的一天，在杨杏林伪军分队的策应下，日伪军抓住了“崇总”二区工作队的陈浩。陈浩在酷刑之下，只字不吐，表现英勇。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设法逃了出来。

　　不几天，又是在这支叛变分队带领下，日伪军再次到二区扫荡。住在烈士包公毅家的陈志光得悉敌人来，考虑有叛徒带领，马上通知积极分子转移。之后转移时，陈志光路遇日伪军，被杨杏林认出，遭逮捕。

　　面对日军和叛徒，陈志光愤怒痛骂，坚强不屈。日军把他押到庙镇南截断桥旁，用刺刀残忍捅刺。陈志光壮烈牺牲。

　　日军在崇明横征暴敛，一年要收三年的税。进入1940年后，崇明春荒严重，紧跟而来的就是粮荒。奸商、地主奇货可居，市场粮价飞涨。一面是粮价飞涨，另一面却是短工低薪。崇明自从沦陷后，粮价翻了数倍，但全县的短工工资仍是一角一天，一个月的工钱只够买10来斤杂粮，养活一个人都难。崇工委组织地下党员，发动各地开展反饥饿斗争，提出“粮食粜平价，短工涨工价”口号。大椿镇、谢家镇地区的党员一面宣传，一面带领群众冲击囤粮户，斗争很快发展到日新镇、新开河等地。屯粮户承受不住压力，不得不平价售粮。县工委又号召短工团结一致，迫使雇主提高工钱。三区党支部根据县工委意见，决定短工每天工资提高至五角。夏忙来临，面对齐心一致的短工，地主无法压低工钱，只得如数提高。反饥饿和涨工钱的斗争很快波及全县。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要吃饭，军要兵饷。按规定，“崇总”的给养应该由国民党崇明县行政公署拨给。说句公道话，公署主任黄亚芗与日本侵略军不共戴天，没有理由不支持“崇总”。但是，作为一个偏右的国民党党员，黄亚芗虽然不清楚“崇总”是被中共领导的部队，但一直对共产党保持警惕，所以对一、二、三区都任命了国民党人担任区长。只有四区，因为施鼎新是国民党县长陈赓尧任命的，且也是国民党员，所以保留着。

　　“崇总”的给养中，由于四区施鼎新收税后不上缴，所以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有能力自力供给。其他各队都必须由黄亚芗从一、二、三区的伪公署收税中截留出来提供。一区、二区区长政治态度复杂，上缴不积极，二区区长甚至卷款跑路，黄亚芗就提出要削减“崇总”的供给。县工委派出钱伯荪为代表，与黄亚芗展开说理斗争，提出一、二区区长改由“崇总”担任，部队给养由“崇总”独立筹集。

　　黄亚芗无理可辩，同意一区区长改由“崇总”二大队长沈鼎立担任，二区区长改由“崇总”茅珵担任，三区区长仍由黄亚芗担任，四区区长仍由“崇总”一大队长施鼎新担任。

　　至此，崇明全县财政大权基本被“崇总”接管，不仅保证了“崇总”的给养，也建立和稳固了三个区的民主政权。